2025年, 第50卷, 第1期　
刊出日期：2025-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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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危机视野下的理学建构与道德实践——论朱熹“理”的本体化、伦理化和实践化

  欧阳辉纯

  武陵学刊. 2025, 50(1): 1-13. https://doi.org/1751702113630-1412605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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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他在当时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背景下构建了庞大的理学体系。他通过理的本体化构建、理与德的一体化、理与治的统一性和理的格物致知等，阐释了“理”在物理世界和人伦世界的演化与呈现过程。他从道德本体论、道德原则、道德建设和道德修养四个维度，将“理”本体化、伦理化和实践化，在整个物理世界和人伦世界，建成了“理”所具有的系统性、合理性和合法性的伦理逻辑体系与道德价值体系，并在传统社会实践中成为指导人的一种生活方式，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对后世的文化发展和生活实践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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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儒家王道思想的四个维度及其展开的理论基础

  邓梦军

  武陵学刊. 2025, 50(1): 14-27.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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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孟等儒家先贤面对神权统治崩溃的局面，从“己、群、地、天”四个维度重新构建了一套王道统治的秩序。从个人的“己”出发，以“身心为仁”，做到身心和谐、积极乐观。仁既是“己”成长的内在动力、本源和方向，也是王道构建的出发点。在成就自我的过程中，将仁爱思想从“己”扩充到了“群”。仁意味着己与群的共同性，而礼意味着己与群的差异性。人是生活在宇宙空间与历史之中的存在，因此王道的构建不仅要效法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且要注重对历史和文化传统的继承。随着神的隐退，人对永恒感、安全感等意义价值的渴望需要在传统礼法的继承和阐发中找到新的答案，于是历史成为道的载体，道也通过历史的长河来向世界敞开自己。禅让与革命作为历史上获得政权的两种方式，其合法性与正义性都体现在“民心相背”的天道上。天不仅是人内在超越的价值信仰，也是一种新“礼乐文明”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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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德福关系论——兼及“太和”新诠

  张齐

  武陵学刊. 2025, 50(1): 28-36.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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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易》对于德福配称问题有着深入的思考和复杂的呈现。总体而言，在《易经》中，德性观念虽已萌芽，但尚未达到完全的自觉，德与福的配称更多地表现为“福”与“德行”的符合，且潜在地受外部超自然力量的支配。而《易传》中则淡化了作为超自然实体的鬼神观念，德性观念业已充分自觉，此时德福配称作为一种至高理想，凝结于“太和”观念之中。这一意蕴的揭示有赖于对《周易》“性”“命”观的疏释。“性”“命”分别相应于“德”“福”，在“各正性命”的前提之下，“太和”作为德福配称的最高理想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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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我与治世：董仲舒“义”观念辨正

  曹栋

  武陵学刊. 2025, 50(1): 37-45.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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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是董仲舒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观念之一。“《春秋》大义”以“君臣之义”为中心，确立君臣之“分义”与“共义”。“君臣之义”以“阴阳之义”为理论根基，实质是君臣名号规定其所应遵循的职责与义务。“《春秋》大义”具有“正我”与“治世”的双重作用：“义以正我”的首要目标是正君臣之心身，使君臣心身与外在道德行为规范相适宜；最终归宿是正民与治世，即“义则治世”，实现天下的和谐安定。董仲舒以“大义”正我、治世，欲使现实之“我”成为理想之“我”、现实社会成为理想社会。董仲舒的“义”观念既是对先秦诸子之“义”的综合发展，又是其提出“大一统”理论的重要依据，对后世儒家“义”观念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亦对封建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有一定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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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论社会的自然和理性基础及其伦理旨趣

  彭志君, 水丽蓉

  武陵学刊. 2025, 50(1): 46-53.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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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德社会思想虽散见于其诸多文本尤其是批判哲学时期的文本中，但是这些文本却共同地指向社会的基础问题。不同于社会契约论者将社会奠基于“自然状态”之上的做法，康德将社会奠基于“自然的意图”的基础之上。但是，“自然的意图”却是通过人自己的理性来实现的。这样一来，自然与理性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目的和手段的关系。他对社会的自然基础的强调体现了他对传统的自然目的论的继承和发展，而他对社会的理性基础的强调则体现了他对启蒙思想中的理性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因此，从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关系出发，康德将社会奠基于自然和理性的基础之上，其最终的伦理旨趣是追求和实现“至善”。他关于社会的基础的思想一方面体现了他对西方思想文化中传统和现代的某些因素的综合，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对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精神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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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克特对马克思价值形式分析理论的生态辩护

  钮晓艳

  武陵学刊. 2025, 50(1): 54-61.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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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克特认为，生态批评家将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三者混为一谈的做法，实质上是在颠倒性地复制自然资本概念，否定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消解历史唯物主义的生态向度和劳动价值论所阐明的形式辩证法。对此，伯克特提出，要重拾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对待自然的方法，并以此分析资本“无偿占有”自然的现实过程，进而将价值形式的矛盾上升为资本主义生态矛盾，透彻地揭示出资本积累无限性与自然有限性之间的对立关系及其克服路径——生态社会主义。围绕伯克特的这一理论展开论述，既是用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之镜驳斥“资本主义绿色幻象”的理论需要，又是从实践层面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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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大制度从构想到正式建立的创新实践、历史经验与重要价值

  袁达毅

  武陵学刊. 2025, 50(1): 62-71.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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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构想，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农村和城市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苏维埃共和国、边区议会和参议会等实践中产生的，是对实践经验进行理论思考的结果。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构想提出后并未立即实行，而是在经历了各界代表会、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五种形式的政权建设实践创新，并在实践创新中积累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实行的，其基本经验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权建设理论中国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突出政权建设的人民性；坚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政权组织形式；坚持从实际出发，着眼于实际的民主等。这些实践创新经验对于推进开发区人大工作和全过程人民民主具有重要价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推进开发区人大工作全覆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进开发区人大工作提质增效；坚持与时俱进，积极推进开发区人大工作创新；坚持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并举，推进开发区人大工作法治化；坚持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注重民主实效；坚持理论指导、法律指导、政策指导和经验指导相结合，充分发挥“四个指导”的作用；坚持党的领导，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中央统一领导，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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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人大立法中公民参与机制建设的研究——以上海市为例

  李翔飞

  武陵学刊. 2025, 50(1): 72-81.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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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40多年地方立法工作中，上海市人大在党的领导下凝心聚力，通过颁布制度规定、创新工作方法开展了公民参与机制建设，形成了多渠道、全过程的参与机制，在扩大公民参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地方人大立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制度层级不高，参与机制在立法过程中存在薄弱环节，参与公开机制、意见研究采纳机制、反馈机制、监督机制不完善，公民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还处于被动状态等。未来，地方人大要在党的领导下完善制度设计，健全立法前与立法后的参与机制建设，强化参与公开机制、意见研究采纳机制、反馈激励机制、监督机制，增强公民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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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著作权保护探究——以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为主要考察对象

  江刘容

  武陵学刊. 2025, 50(1): 82-92.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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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不断拓展。人工智能生成视频作为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宠，与传统视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的出现引发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能否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争议。当前国内外立法及司法实践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受著作权法保护的看法虽存在差异，但人工智能生成视频符合作品的构成要件、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和激励产业发展的目标，受著作权法保护具有合理性。从技术、法律和法哲学三个维度阐释人工智能的主体资格，并在检视当前学界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权利归属问题诸说法的基础上，构建以“约定优先、个案实质性贡献、平衡各方利益”为确定其权利归属的路径，是在现有法律体系和知识产权制度内探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著作权保护问题的有效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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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诉讼中大数据证据审查的困境与出路

  郭倩 阳星月

  武陵学刊. 2025, 50(1): 93-102.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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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诉讼实践中，大数据证据审查具有种类定位不一、审查强度有别和真实性争议大的特点。这折射了其所面临的三重困境，一是由新兴证据与封闭证据种类规则的不适应造成的种类定位难，二是由复审性要求与审查强度规则的不匹配造成的审查强度不当，三是技术或然性与真实性审查规则的不兼容造成的真实性审查难。未来有必要以证据方法逐渐取代证据种类，以比例原则为依据构建审查强度规则，并从数据和算法维度构建不同强度的真实性审查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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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鲁迅小说的背叛叙事

  叶奕翔

  武陵学刊. 2025, 50(1): 103-111.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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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叛”，是鲁迅小说的一种叙事策略，亦是读者进入鲁迅小说世界的渠道之一。鲁迅小说的背叛叙事主要有四种类型：其一，“农夫与蛇”类，即小说中的背叛者和被背叛者的关系，类似于蛇与农夫的关系；其二，“终于活成了自己讨厌的样子”类，即背叛者和被背叛者都是人物自己，背叛叙事表现为人物对自己理想的背弃；其三，“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类，即背叛者和被背叛者之间，同时也是启蒙者和被启蒙者的关系，启蒙者唤醒了被启蒙者之后，自己却陷入无路可走的境地；其四，其他模式。在结构上，“背叛”是动力性要素，打破了原有的平衡，推动小说叙事的前进；在主旨上，背叛叙事是鲁迅小说反思启蒙的重要方式，表达了鲁迅对“唤醒世界之难”和进化论的反思，以及对启蒙者与民众关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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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铸剑”之成与“复仇”之败——论鲁迅《铸剑》中的反讽叙事

  钱菲菲

  武陵学刊. 2025, 50(1): 112-119.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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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的《铸剑》因其强烈的复仇性和较高的文学性，在《故事新编》集中历来受到较多关注。鲁迅在《铸剑》中以“剑之铸”与“仇之复”的叙事逻辑，创设了反讽性的叙事构造，使文本呈现出复仇叙事在故事层面与话语层面的悖逆，形成了对复仇行为及结果成败的翻转，并完成了对复仇主题建构和解构并行的书写。鲁迅依靠反讽这一修辞技巧，隐秘地对复仇主题进行了改写，暗示了复仇成功背后的虚妄。但文本在深层含义上对复仇的解构并不能抵消复仇本身的强大力量，反思复仇并非放弃复仇，在看客旁观复仇的目光中，鲁迅指向的是对人与世界间存在关系的反思和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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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樱桃园》与《北京人》差异性比较

  王萍 田宏宇

  武陵学刊. 2025, 50(1): 120-126.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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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诃夫与曹禺是东西方现实主义戏剧代表性作家，其作品《樱桃园》与《北京人》反映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一历史转折期沙皇俄国与旧中国社会制度的颠覆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普通人命运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两部作品中，契诃夫和曹禺各自用樱桃园和曾家祖宅两处家族祖居空间的改变来隐喻社会制度的变革，用旧式人物幼稚、腐朽的不同性格展现对封建贵族的嘲讽和批判态度，用静与动的内外部戏剧冲突展示戏剧的节奏和风格。比较两位作家在戏剧创作上的差异，可以窥见东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发展轨迹，为东西方戏剧艺术的交流提供更多有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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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美国电影中动物形象的视觉生产：自然、本能、欲望

  刘昌奇

  武陵学刊. 2025, 50(1): 127-135.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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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美国电影中涌现出大量的动物形象，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视觉文化现象。动物作为人类借以窥见自身的“他者”，其视觉生产根植于人类对动物的认知、想象与实践活动。动物形象在当代美国电影的视觉生产中，首先是作为自然的化身，表征着现代人对于自然的感知、理解和实践；其次是作为本能的象征，成为现代人获得非理性的感性经验的重要视觉对象；再次是作为欲望的生产，成为满足现代人不断逐新的视听体验的视觉奇观。电影中的动物形象，蕴含着人类“万物一体”的生态美学的理想，但其遵循的资本与技术的生产逻辑，也有可能会加剧生态危机，对电影中动物形象的视觉生产进行考察，具有重要而又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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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白山林区号子的文化生境、声音表征与审美价值

  刘海波

  武陵学刊. 2025, 50(1): 136-144.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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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白山林区号子是产生于长白山林区伐木劳动中的一种民间歌曲。长白山林区的天然林木资源、来自关内及朝鲜半岛的人力资源和音乐文化资源成为涵养长白山林区号子起源的文化生境，在汉、朝不同民族的文化底色上，长白山林区号子呈现出“依字行腔”“虚词多于实词”“歌词相交，调式相融”等不同的声音表征。长白山林区号子是关内及朝鲜半岛移民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创造出的艺术形式，它不仅凸显了长白山林区的运木劳动之美，彰显了中华男儿的阳刚之美，也呈现了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融合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