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德是社会所普遍认同的政治和社会行为规范。因使用对象的不同，西周社会之德可略分为王德、臣德和民德。王德于三者之中处于主导地位，事关政权的建立与存续。在王德中，文王之德又是西周诸王最重要的施政典范。臣德为臣僚守护职位的保障，民德则是庶民的行事准则。尽管不同对象之德存在差异，但并非互相隔绝。某些德之要求、原则又为众人所共同遵守，即德在某些内容上具有普适性。纵观德之发展史可见，中国社会的尚德传统奠基于西周。

儒家忠德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爱国主义精神天然交融。儒家忠德构成爱国主义精神的内在精义，爱国主义精神则成了儒家忠德的集中彰显，二者在价值取向、内在要求与文化根基三个方面深度契合。在爱国主义精神的培育中，儒家忠德的道德价值尤为凸显，既丰富爱国主义的内涵，又强化民族精神认同，更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文化基因。从道德哲学视角切入，通过对儒家忠德的道德内涵、逻辑架构及价值功能的系统性分析，揭示儒家忠德对爱国主义的形塑作用，又为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化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进路，助力民族精神的时代传承与创新发展。

数字劳动的第一重异化表现为数字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地位的颠倒，数字劳动者丧失了劳动产品并被其奴役，以自我的贬值推动劳动产品的增值，从主宰者变成了“i奴”。数字劳动的第二重异化表现为劳动主体性的隐匿，数字劳动者失去了对劳动条件的掌控，在劳动过程中受到数字资本的隐性规训，逐渐消磨了自身的生命力量，在自我麻醉中不断劳动。这两重异化导致了数字劳动的第三重异化，表现为自由自觉的劳动本质的异化，即在数字资本构建的社会关系中，数字劳动者的意识受到遮蔽、日常生活受到规制，深陷于谋生状态而无法实现自由自觉的本质。个体层面的三重异化最终造就了社会层面人与人对立的第四重异化，数字劳动者被数字资本家单向操纵并自相倾轧，数字资本家则彼此间撕咬，共同构筑了对立统一的多维结构。

从全球视角来看，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不仅阐释了现代世界体系的诞生和发展动力，还深刻揭示了霸权国家是如何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文化等手段来维持和巩固其在全球的主导地位的。在他看来，建立在全球劳动分工基础上的现代世界体系诞生于16世纪，其发展动力来自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不平等交换。就现代世界体系的霸权属性而言，沃勒斯坦认为：经济上，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呈现出明显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结构；政治上，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多重国家体系，存在着强国与弱国的动态关系；文化上，现代世界体系是一个多元文化体系，但面临复数文明向单数文明转变的威胁。在深入剖析现代世界体系的运动规律之后，沃勒斯坦从资本积累、政治合法性和地缘文化三方面对现代世界体系进行了批判，并阐释了由此引发的反体系运动和反体系科学的内在危机。总之，沃勒斯坦对现代世界体系的分析为理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结构形态与演变规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管子》是齐国稷下学士集体编撰而成的重要著作，法家和道家思想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其中的道家思想不等同于老庄思想，它是在老子哲学的基础上吸收法、儒、阴阳等思想而形成的，旨在实现道家政治化的黄老之学。除《内业》《白心》《心术上》《心术下》外，其《形势》《宙合》《枢言》《水地》《正》《势》《九守》等都属于黄老篇章。它们在探讨宇宙本原、统治者的治术和治心治国之法等时还涉及美和艺术的问题，不仅提及“水”为美丑的本原、明主应兼具“貌之美”与“德义美”、诗乐礼具有节情去欲与平正内心的功能等观点，还体现出黄老道家美学不同于老庄美学的特点，即重视美和艺术在国家治理、政治统治等方面的实用性、实效性。因此，开展黄老道家美学思想的研究无疑可以进一步深化对先秦道家美学甚至早期中国美学的理解，并为构建中国美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价值的原初话语。

“圣人之言”关系到儒家传统中如何理解天道的问题。李贽反对将“圣人之言”看作理解天道的唯一途径，就像美是多样的和非功利的一样，对天道的理解也应该是多样的和非功利的。李贽要求重视人的本心、肯定人的私心、恢复人的童心，而童心就是最初落于私心的本心，是未受道理遮蔽的无善无恶的状态，因而是美与真的根源。然而，李贽并非试图让天道彻底依赖于个体，相反，他认为“圣人之言”才是片面的主体性的产物，而艺术作品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对人情的展现，更是对物情的实现，审美欣赏正是在人与物的相互成就中合于天道的。在阳明“为己之学”的启发下，李贽提出了两种替代“圣人之言”来理解天道的审美途径：一种是发现平常之物的美，另一种则是在“游于艺”中出离世间。总之，李贽批判“圣人之言”不是为了反对天道，而是要用美学来克服被简单化的“圣人之言”，从而真正在人自身中实现天道。

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进程中，中国文科教育的“主体性”重塑已成为关键议题。翦伯赞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中的“合法则性、关联性、实践性、适应性”四大史学原则能够为中国文科教育自主体系的框架构建提供依据。翦伯赞的史学思想提供了一套关于知识如何扎根、传承、生长、应变的思考框架，呼应了中国文科教育自主体系构建的核心命题，即育人的实践根基、传承的文化脉络、实践的社会介入、发展的时代应变。基于此，可从四个维度创造性地展开中国文科教育的框架构建：以“合法则性”奠定学理根基，以“关联性”筑牢历史文化根脉，以“实践性”激活现实动能，以“适应性”重塑面向未来的教育生态。在阐释翦伯赞“求真、担当、创新、为民”的核心教育家精神的基础上，实现从“方法论自觉”到“生态位自觉”的路径升华，为构建有根、有魂、有活力、有未来的中国文科教育体系提供历史与理论参照。

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与区域发展异质性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已成为推动农业转型升级与乡村全面发展的重要引擎。依托系统理论，在构建区域差异化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阐释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如何通过资源禀赋适配、发展短板破解、政策市场联动三大机制赋能乡村振兴。研究发现，当前培育工作仍面临三大系统性困境：培育内容同质化突出、区域资源分配性失衡、培育机制针对性欠缺。为此，需以区域产业需求为导向，重构差异化培育内容体系；以统筹协同为核心，优化区域培育资源配置；以区域主体诉求为靶心，创新精准化培育机制；同时建立动态反馈机制，推动培育实践与区域发展需求深度耦合，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共同体精神基因，它们承载着中华民族固有的价值共识，构筑起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内部结构虽历经变迁与整合，却始终保有一种孕育各民族统一进步的品质，体现为四重相互关联的核心论域：天下一家观源于“家国同构”与“大一统”理念，随中原与周边族群关系认知的演变成为处理族群关系的核心准则；文化融合观以“和”为哲学基础，通过文明互鉴实现多元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铸就中华文化兼容并蓄的特质；社会治理观以“德政”为核心“因俗而治”，将各族群纳入统一治理体系；政治伦理观以百姓福祉为政权存续的依归，在个人与家国的互动中形成“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政治共识。四重论域有机统一，彰显了中华文化“共同性”的历史传承，为当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文明对话新秩序提供了深厚文化镜鉴与理论支撑。

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重构了政府信息公开与隐私权、知情权的传统平衡机制。数据聚合、算法决策等技术要素瓦解了权利客体的确定性，匿名化信息面临重识别风险，现行法律框架因静态赋权原则与数据动态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陷入解释困境。隐私权向信息自决权转型与知情权异化的趋势暴露了实体规则滞后与程序机制机械化的问题，技术架构中的权利解构、制度运行中的价值张力及社会认知的边界模糊加剧了权利冲突。对此，构建动态平衡需从静态赋权原则转向风险响应原则，建立弹性化规则体系，并通过技术治理基础设施将法律规范嵌入数据生命周期，培育多元共治生态，以协同治理化解技术理性与法治价值的张力，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权利的共生发展。

数字技术正驱动着传统司法信息公开模式向以数据为核心载体的司法数据开放转变。清晰界定司法数据的权属形态，是推进司法数据开放与保护的前提。相较于封闭僵化的法律形式主义研究路径，灵活务实的法律实质主义研究范式更能契合司法数据研究的实际需求，且与法律实质主义理念相契合的“权利束”架构，能够精确刻画司法数据权利的复杂特性，即单一数据客体与多元权利主体相对应，多种权利相互交织的权属状态。针对“权利束”理论存在的理论框架缺失、内在价值冲突等先天性局限，可借助场域理论，将司法数据开放划分为司法数据私人化场域与司法数据公共化场域两大范畴，并以行为正当性为标尺，实现价值层面的平衡与调和。在此基础上，从法律实质主义的立场出发，紧密结合司法数据权利束的独特形态，将“行为控制模式”作为指导原则，构建司法数据开放规则体系，旨在更有效地保障司法数据的安全性与相关主体的数据权益。

现行刑法确立了网络隔空猥亵未成年人行为的入罪空间，但其在司法实践中仍面临客观方面认定困难、主观要件模糊、罪质要素虚化等困境，亟待进一步完善。相较于线下猥亵犯罪，隔空猥亵未成年人犯罪应当实现从接触禁忌向隔空防范原理的转变。这体现为该罪保护法益应当扩展至性隐私权与儿童性发育权；强制手段应涵盖使未成年人陷入不知、不敢、不能反抗的精神强制。具体的完善路径为：界分隔空操纵型、强制观看型及不当影响型隔空猥亵行为类型；构建以心理侵害后果为基准，结合传播内容色情程度、主体自由意志程度及行为危害后果等要素的罪量判断机制。此外，被受害人感知的聚众网络猥亵行为应被认定为加重情节，兼具“开放性”和“交互共享性”的网络空间应被认定为公共场所。

当前，数字贸易知识产权审计在法律适配上存在诸多问题，具体表现为审计数据跨境传输存在法律冲突、知识产权权属认定标准不一致、审计权限与监管职责边界模糊、国际审计依据不统一且审计结果互认难度大等。纾解上述困境，亟须完善数据分类分级管理，建立差异化的数字贸易知识产权审计规则；推动国际审计标准与监管机制的互认协作；探索构建监管沙盒与自贸区负面清单等弹性机制；主动参与全球治理，构建软法示范规则。

《故事新编》是鲁迅小说创作的绝唱。以1924年成仿吾对《补天》的评论为发端，《故事新编》研究至今已有百年。具体来看，其研究历程可分为民国时期的在场批评、“十七年”时期的探讨与论析、“新时期”的丰富和深化以及新世纪的拓展与精进等四个阶段。从即时的阅读感受，到主题意蕴、文体属性、审美风格的深入阐发；从创作时间考证、审美风格溯源，到比较视域观照、手稿整理研究等，《故事新编》研究在论域、范式、方法和成果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收获，且日趋系统与精微。

在章太炎和鲁迅的思想中，社会进化论体现得都很明显。比较师徒二人对于社会进化问题的思考，可以从一个侧面考察近世中国的思想家群体对于国家和社会未来发展方向的思索。从章太炎、鲁迅社会进化思想的形成看，自然进化论、社会进化论都对他们起到了理论启发的作用。尽管师徒接触到这两种理论的时间先后不同，但这两种学说都曾影响了他们思想发展的轨迹，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二人对待俱分进化论的态度与方式的差异。心力说在章太炎、鲁迅的社会进化中也有或多或少的体现，由此引发的是二人对于革命、改革的思考。社会进化的未来这个命题同样引发了章太炎、鲁迅的研究兴趣，而社会进化过程中的习俗存废则成为他们理论分歧的一个焦点。

武则天《腊日宣诏幸上苑》的历史意蕴一直未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这首诗既是武则天政治人格成熟的标志，诗中挥毫制敌的帝王风范说明她已经成长为沉稳大气的女皇；又是武周政治风貌的诗化呈现，诗中下诏花开的权力场景是武则天专制下外戚涉权、酷吏横行、内宠干政等现象的现实投射；还是对唐室女性参政风气的融汇创新，诗中女皇通天的皇权神话是武则天对唐代女性参政风气的融汇创新。总之，这首诗具有丰富的历史意蕴，对于深入探析武则天的政治人格、武周政治风貌及初唐女性参政风气等具有重要意义。

<正>谌晓芹教授的这部著作，系其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最终成果，亦可视为深耕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十余年的系统性学术积淀。该书以2014年国务院启动的地方本科高校应用型转型战略为研究对象，通过政策评估这一核心视角，试图回应一个兼具理论张力与实践难度的命题：在高等教育普及化与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的双重背景下，地方本科院校如何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