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信息技术手段进一步发展，移动互联网重构了青年的社交图景，虚拟交往出现。在5G通信、算法推荐等数字技术的综合作用下，“Z世代”青年的网络圈层化特征日益凸显，呈现出形塑自主化、交往独立化、传播平权化的时代特征。在数字智能发展、社会结构变迁以及青年个体需求的共同推动下，青年网络圈层得以形成。当前，青年网络圈层在发挥情感慰藉、身份认同等数字化生存功能的同时，也面临着虚实错位中的主体危机、主流价值的解域化挑战、技术遮蔽下的秩序风险等问题困境。为此，社会各方需主动“破圈”、积极“融圈”、严格“督圈”，引导青年形成健康的数字社交方式，理性“在圈”，从而推动青年网络圈层文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理性有序的方向发展。

从马克思的思想历程看，“现实的个人”概念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提出并首次获得系统阐释，成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建制的逻辑起点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对青年黑格尔派思辨人学抽象化叙事的清算为前提，把对人的理解从“意识领域”拉回到“生活世界”，将“现实的个人”置于生活中予以分析。青年黑格尔派人学的根本缺陷在于脱离生活，而生活恰恰是马克思科学新人学的基石。马克思不仅通过“物质生活活动”及“物质生活条件”揭示作为“能动的受动性”存在的人的现实本质，还通过“生活”的“全面性生产”（“四种生产”）表征人的现实存在样态。以“生活”为视阈，探究作为唯物史观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的“原生构成”，不仅有助于我们领会习近平关于“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这一论断的深意，还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基于语言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被”字句作为一个系统，句内各成分存在一定选择倾向。“被”前NP比“被”后NP有更大的语义容量，“被”字句VP在韵律语法的作用下可以允许单音节光杆动词的进入。“被”后有/无NP的两类“被”字句在表达“使成性”或“责任性”上分别存在强调与淡化倾向，在整体表义上有凸显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对比，两类“被”字句可视作同一构式位下的两个构式变体；意念被动句与“被”后有/无NP的两类“被”字句，三者为适应交际需要而共生于汉语系统的连续统状态。

政治经济学内蕴着权利的话语逻辑，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展开权利批判是马克思权利理论的重要特色。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从主题、视野和方法论等方面对权利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了扼要说明。马克思深刻剖析了资产阶级权利的经济学前提和内涵，揭示了权利关系的客观本质和发展规律，构成了对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内在批判和根本超越。马克思的权利理论实现了问题域的根本转换，权利批判不能停留于法哲学领域，而应当深入到政治经济学之中。马克思的权利理论不仅深刻影响了世界权利运动的发展趋势，而且对当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妥善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保障人民权利的关系，妥善处理好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与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之间的内在矛盾，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

马克思的“四重异化”理论从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劳动本身、人类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四个维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本质及其对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阻碍，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及内在矛盾，体现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怀。弗洛姆的“总体异化”理论则在马克思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将异化视为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从心理层面剖析了异化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深远影响。马克思与弗洛姆的异化理论虽在核心本质上存在差异，但在对异化消费现象的批判与分析上具有深刻的共识：异化消费对个体和社会具有双重危害。面对异化现象日益凸显的复杂社会现实，自由人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摆脱现代人生存困境、探索世界未来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方向。

现代化错综复杂的商业环境中，企业不仅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还需应对复杂多变的资源环境挑战。在此形势下，基于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协同发展机理的不断被发现和被揭示，将突破企业制度改革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下的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协同发展指标体系，可采用线性加权法测度二者协同发展指数，通过耦合协同评价模型测度二者耦合协同程度，并纳入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耦合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其一，2012-2022年间，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下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的耦合协同度呈现“降中有升”的波动上升态势，从低度协同发展至高度协同，而2016年深化国有企业审计监督的政策是其关键的转折点；其二，专业胜任能力是影响二者协同发展的最强驱动因素，其重要性随时间持续提升；其三，政府需求、公众需求及内部审计的独立性都是显著影响因素，其中政府需求的影响力随时间有所减弱，而公众需求与独立性交互作用强；其四，企业产权性质与持股比例对协同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弱，但与其他因素（如独立性、专业能力）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

董仲舒基于天人感应的哲学基础，将家庭伦理纳入宇宙论框架进行系统性建构，通过阴阳五行学说将父子、夫妇、兄弟等家庭伦理关系与自然法则相联系，形成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家庭伦理思想。董子在父子关系中，运用五行相生理论论证代际权力传递的正当性，使孝道成为连接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纽带；在夫妇关系中，以“阳尊阴卑”的宇宙秩序确立性别等级，同时以《春秋决狱》的案例展现伦理原则的情境化应用；在兄弟关系中，借助宗法制度调和“亲亲”与“尊尊”的张力，构建起稳固的血缘伦理体系。这种将家庭伦理提升至天道层面的理论建构，不仅实现了先秦儒家伦理的本体论转化，更为汉代以降的礼法制度提供了哲学依据，同时，也为伦理规范的现代转化预留了理论空间。

“都XP了”是一个异常性特征标记，其语篇功能主要是对异常状态作描述性前景铺垫，或是对异常状态作评价性概括总结。它的构式义是说话人对未然或已然事态具有异常性特征的前景进行描述，或对未然或已然事态具有异常性特征的结论进行评价。说话人使用“都XP了”的会话意图包括，让对方意识到某种现象的不合常规，为说话人自己的后续评述提供理由与依据，以及表达某事态的程度之深。从会话行为功能角度看，说话人使用“都XP了”展示有异常特征的新情况出现，这本身就暗含了在新情况出现后，说话人对原有的思想、言行等表示出的一种否定评价。根据评价对象的不同，这种否定评价分为三类，分别是否定自己的预设或言行、否定他人的预设或言行以及否定特定言语社会（包括说听双方在内）所共享的思想观念。“都XP了”在交际中既可以作为独立运用的表达单位，也体现了说话人鲜明的主观意志和话语立场。

身体是性别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朱迪斯·巴特勒等女性主义者将身体与性别视为文化建构的产物，并将身体及其操演作为研究性别问题的重要路径。福克纳的小说《我弥留之际》和贾平凹的小说《极花》都以女性身体作为书写对象，通过不同视角观看女性身体并赋予其能动性，从而表现女性的性情与智识。两位作家在小说中对女性身份的传统建构以及女性对身份的反叛和重构进行了类似的演绎，展现了中西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视角交织下的多重性别内涵及其嬗变形式，反映出两位作家对女性生存现实和人类文明长远利益的深度思考。

张爱玲的自译实践是其性别意识再现与女性话语再表达的载体。张爱玲自译活动不仅与文学文本的创作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且受到读者市场与资本赞助等多重因素的制约。身处东西方语境中的张爱玲，因其人生经历与双语背景，在自译过程中通过有意识地专注女性化主题，并依据目标语语境期待，强化女性主体性塑造，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对男性权威的颠覆以及对女性权威的建构，展现了既承续东方传统的闺阁书写，又融合西方女性主义表达策略，以调和与重构并存为特征的独特女性立场与性别意识。探讨东西方文化语境下张爱玲的性别意识及其自译表现，能为未来女性写作与翻译中的性别话语建构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改土归流后，中央政府为稳边固防，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在武陵土司地区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积极推动移风易俗，改造少数民族的本土文化；其次，主动发展儒学教育，吸纳、笼络知识分子；最后，大力兴建儒家建筑标识，重塑百姓信仰。这一时期，儒家文化借助国家公权力迅速下沉地方，最终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实现了国家对武陵土司地区地方文化的重构，将各民族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

在反省训诂学方法的基础上，徐复观立足于《孟子》文本，指出孟子将“求之在我”的仁义礼智视为性，将“求之在外”的耳目之欲视为命，在这一性命之分的基础上言性善。从这一基础出发，徐复观将仁义礼智之端与仁义礼智一同视为“人异于禽兽者几希”；但同时，徐复观又区分了仁义礼智之端与仁义礼智，将二者分别论述，就“心是仁义礼智之端”，他指出孟子是以心善为性善的根据，就“心是仁义礼智”，他指出孟子是以心善论证性善，说明徐复观又区分了仁义礼智之端与仁义礼智。对于性善的修养工夫，徐复观着重强调了对“端”的扩充存养，即心存养的工夫；徐复观虽也论及了心自觉的工夫，但他更多地是将心自觉等同于心存养的修养工夫。

思孟五行作为儒学史研究的重大问题，自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提出以后，一直受历代学者瞩目，其来源问题在学界也有过激烈讨论。涉及“五行”的先秦诸子文献与思孟五行的横向对比结果表明，思孟五行的思想来源有三种：其一，思孟五行借用了《洪范》五行说中“五”这个神秘数字的权威性，但并非直接继承其具体思想。其二，思孟五行的核心圣智说，直接来源于《中庸》，同时又吸收了早期道家的思想。简帛《五行》篇与今本和竹简《文子》的对比表明，《文子》是思孟五行圣智说的源头之一，《文子》的思想体系中已有仁义礼智圣的雏形，与思孟五行高度重合。其三，思孟五行的最高表现形式“德之行”，来源于先秦诗、书、“书”类文献中的“德之行”思想。在先秦文献中，存在大量论述德行的“四行”“五行”“六行”说法，包括思孟五行在内的这种“以数纪行”的德行概念，实际上是“德之行四”“德之行五”“德之行六”。思孟五行的思想源流，为我们反思宋儒的道统说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

王船山建构了独具特色的工夫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正志”为入德之门，“存神”“诚意”为切实用功，“格物致知”为借资广益。随着工夫的开展与熟稔，修养主体的道德人格和人生境界也得到不断提升。对于初学者而言，船山强调工夫次第的重要性，但当修炼到德盛仁熟的地步时，便无须再恪守工夫次第，而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因时制宜”。船山的修养工夫融合程朱陆王，又扬弃程朱陆王，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强调主体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在现实人生中持之以恒地做道德修养工夫。船山的工夫理论与实践不仅推动了儒学工夫论的发展，引领了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而且对现代人如何进行有效的道德修养、实现人格完善、承担社会责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想资源。

与西方从知识论视角认识人性，持既成式人性论，认为人性是人生而具有，但已成既定不同，儒家从宇宙生成论的哲学视角，以实用理性审视人性，持生成式人性论，认为人性本源于天，是“继善成性”。但是，继之于天的善性只是具有善端的初性，或者说只是具有善的潜质的初禀之性。这种善端初性是可变的，既可发展变大，也可能失去，因此，人要通过礼仪教化和自我修养不断地“习”，使善端初性“日生日成”，最后才能“习与性成”。除却其形上本体的神秘色彩外，基因学、演化生物学及发展心理学等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人性虽然复杂，但是人天生具有仁爱情感，而人性发展的经验事实也证明了“习与性成”的合理性。儒家人性生成论凸显了人的道德主体地位，为个体道德修养和社会道德教育提供了人性论依据。

版权错误通知因其在认定和规制上存在着法律适用不清、过错要求不明和平台作用发挥不足的问题，给健康有序的网络平台生态造成了很大的干扰。由此，法律适用方面，规制具有市场竞争性质的版权错误通知应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而规制非市场竞争性质的版权错误通知应适用侵权责任法；过错要求方面，版权错误通知的投诉人承担停止侵害责任时无需考虑过错，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则是版权错误通知投诉人存在过错，其中，一般的错误通知对应过失的主观状态，而恶意通知则对应直接故意的主观状态。此外，应优化网络平台应对版权错误通知的机制，强化网络平台的注意义务，构建平台的分级响应机制，引入正反双向担保机制，以更好地规制版权错误通知。

中国散文诗历经百年的理论批评和学术研究，在文体界说、起源探讨、历史考察和个案剖析等方面已有较多创获和积累。文体界定上，大体形成独立诗体说、诗化散文说和多文体交融说三种主要观点，研究者基本认同诗文互渗是散文诗发生的内因，并经历了自发到自觉的历史发展过程。关于散文诗的起源，学界目前大致存在外来说和古有说两种主要观点，散文诗是中国古已有之还是欧美移植而来的分歧，导致对中国散文诗史和作家作品的研究分为了古代和现代两部分，古代散文诗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现代散文诗研究已有较大进展，特别是在个案研究上成果颇丰。

阿多诺、霍克海默、福柯、德波等现代思想家借助于主体性、生命政治等范畴，系统反思了现代性生命逻辑存在的种种问题，为我们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澄明超越“现代性生命逻辑”的“整体性生命逻辑”提供了基本维度。揭示“排除性纳入”的现代性生命逻辑对“人的整体性生命存在”的驱逐，解蔽“现代性生命逻辑的虚伪社会性景观”，剖析“现代性生命逻辑下的生活方式”，呈现中国式现代化所塑造的“肯定性纳入”的整体性生命逻辑、本质的社会关系、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积极意义，有利于我们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命价值塑造的优势，促进人的高阶现代化。

在轻罪治理背景下，构建新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能够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慎诉的刑事政策，促进轻罪案件非刑罚化的实现，修复社会关系，与我国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发展方向保持一致，为轻罪治理的制度创新发挥特殊功效。目前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存在适用范围过窄、矫治和教育措施针对性不强、检察资源配置紧张以及监督机制不完备等问题。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背景下，着手从立法上构建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一方面，应当确立明晰的适用对象、罪名范围、刑罚条件等基本制度要素；另一方面，考察条件的设置应当结合具体案件类型、考察内容，完善优化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制约机制。

规范保护目的是维护法秩序统一性的有力工具。根据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结合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等方法，可以明确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保护目的在于维护公共秩序和公民人身权利，这是进行非法债务判断的前提和基础。当债务所违反的法律法规与催收非法债务罪的规范保护目的在整体上相一致时，该债务就属于“非法债务”，反之则不属于。具体来看，应将实践中的债务按如下标准区分为四种类型：自然之债原则上不属于非法债务；违反民法的债务若对经济公序造成损害，则属于非法债务，其中，对高利贷的认定应遵循4倍LPR标准；违反行政法的债务是否属于非法债务应以社会秩序为中心展开判断；违反刑法的债务如套路贷由于其与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保护目的相悖而应按照其他罪名进行处断。

胡塞尔在超越论转向前后对纯粹自我态度转变的动机缘由，作为现象学界的一桩公案至今尚无定论。细致分析相关文本可以发现，该转变与现象学的明见性概念密切相关。不仅胡塞尔在其早期著作《逻辑研究》中对纯粹自我的拒斥与其对现象学开端的明见性要求有关，而且随着现象学将意向对象纳入明见性的范围，纯粹自我才得以作为明见的“内在超越”之物登上超越论现象学的理论舞台。

商品房竣工验收备案是我国建筑质量监管体系的关键环节，竣工验收备案结果直接关联商品房交付与预售资金解付，备案行为实际上在此产生了行政确认的法律效果。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在备案行为法律性质的认定上出现了分歧，主要包括告知性备案说、行政确认说、间接影响排除说三种观点。竣工验收备案行为具有复合属性，对其进行法律性质认定时，可以区分技术验收与行政备案两个阶段：前者可以通过建设主管部门的专业复核程序实现技术纠错，后者则可以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接受行政诉讼监督。在备案行为司法审查方面，宜采用“实质影响说”标准，备案行为虽未直接对购房者权益产生影响，但考虑到备案行为与购房者之间权益影响的紧密关联性，当备案行为与购房者权益受损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时，应当确认购房者对行政备案享有行政诉权。

面对虚无主义的时代危机，尼采立足于力量性的身体，提供了一个新的意义生成机制，由此实现了从消极虚无主义到积极虚无主义的转化。作为身体-生命的捍卫者，尼采秉有对肉身的肯定以及身体-生命一体观的思想，其所辩护的身体以力量性为基本特征。通过对西方文明消极虚无主义的诊断，尼采指出，这一病态的文明进程就来自对力量性身体的贬抑。而尼采所主张的实现积极虚无主义的方案，即在于重建包含感受性和自我创造双重维度的力量性的身体，这是贯穿其一生的思考线索。

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工作之一是对中国哲学史自主范式构建作多维度探讨，以“史”的回顾与研究为中国哲学之自主性提供方向性指导。一是历史维度之从多元视角诠释中国哲学，主要涉及以“以西释中”“以马释中”“以中释中”为研究范式书写中国哲学史文本，并梳理和分析其理论视域、研究方法与意义价值之得失。二是必然维度之自主范式构建的三种依据：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哲学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应有之义及中国哲学学科建制独立化的现实前提。三是方法维度之自主范式构建的基本准则，包括现代视域和传统原典的结合，以历史性原则诠释相应理论，以及主体基础上的对话性原则。依照此方向性指导所构建的中国哲学史自主研究范式及书写的中国哲学史，有利于进一步在哲学领域挺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罗蒂的反哲学观念主要集中于对身心对立观念、知识基础论、二元对立观念的批判，而这种批判主要是从语汇层面证伪其所批判的哲学观念的逻辑前提。在实用主义美学重新崛起、21世纪中国美学复兴、中外美学交流互鉴的语境中，罗蒂的反哲学观念成为中国美学研究和借鉴的对象。罗蒂的反哲学观念对中国美学有着重要的启示，它使中国美学的理论模式由认识论转向美学的文学叙述，思想资源由哲学知识论转向中国传统美学资源，话语形态由普遍主义哲学话语转向中国特色的美学话语。这对深化罗蒂美学思想的中国化、促进中国美学研究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信息传播流动的加速，商誉的传播逐渐冲破了国界的束缚，诸多域外驰名商标即使未在中国境内使用也同样为中国消费者所熟知。然而，在立法缺乏明确指引的情况下，我国司法实务界对商标法视域下地域性原则内涵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其普遍遵循的地域行为主义标准使得大量域外驰名商标被恶意抢注而无法获得救济，造成了消费者混淆和不正当竞争。基于国际公约所倡导的加强驰名商标保护的精神、商誉溢出理论与消费者保护原理，结合商标管理秩序及公平竞争秩序维护的现实需要，应当在坚守地域性原则的前提下重塑地域性标准，以地域效果主义解读驰名商标认定规则下的地域性原则，即，只要该商标为我国相关公众所熟知，即可认定其为驰名商标，而不必问其是否因域内使用而获得知名度。以“国内驰名”为核心要件的地域效果主义更有利于保护商标商誉和消费者利益，在遏制恶意抢注行为的同时也维护了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符合驰名商标保护国际发展趋势，可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扫清障碍，使本土商标“走出去”的知识产权国家战略落到实处。

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共有关系中，共有份额是单位和科研人员所拥有权益比例的重要体现。认定共有份额的主要依据是专利共有人各自在职务发明创造研发和实施过程中的贡献程度，同时也兼顾了共有人所承担的风险因素。专利共有人之间谈判地位的差异会影响共有份额的区分。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份额的认定标准上，单位与科研人员所做贡献的差异性、复合性与多样性会造成共有份额认定困境，可以在合理确定物质技术条件贡献和智力资源贡献的基础上认定共有份额。在专利权共有份额的认定过程中，应以当事人约定优先为基本方式，以法定共有份额分配作为保障，将共有人相等份额比例作为兜底规则。专利权共有人可以在技术成果研发或者实施的适当阶段认定共有份额。建立专利权共有份额登记备案机制，将有利于共有份额的公示公信和权利流转。

张浚与胡寅皆是南宋前期对金主战派的代表性人物，积极致力于恢复中原失地，按照和战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两人往往被划归于同一阵营，但从两人在是否遣使金朝、重军抑或重民、用新党还是旧党等方面来看，他们实际上秉持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恢复路线。胡寅认为，恢复中原当完全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坚持对金复仇，决不言和；将民众视作恢复根本，力行仁政以赢得民心；在用人上当重用仁义爱民之“君子”。而张浚的恢复路线虽不无道义基础，却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他认为，对金主战固然应当作为对外政策的基调，但在特定情势下仍然可将遣使求和作为权宜之计；将军队视作恢复根本，为满足军队需求，暂时的劳民伤财也可接受；在用人上当重用长于军事和理财的“才吏”。这两条路线皆为后来的恢复论者所继承，对南宋的内外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低空空域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其合理开发与有效管理对于推动低空经济发展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而良好的低空空域管理体制是促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近年来，我国在低空空域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持续发力，虽为低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距离实现低空空域高效、安全、有序开放的目标仍有一定差距。现有的低空空域管理体制还存在诸如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管理体制不科学、服务保障体系不完善、空域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现象，亟须从明确军民航管理职责、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优化低空空域资源配置、推动低空空域管理技术创新、加强低空空域管理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整体推进我国低空空域管理体制创新。

孟子在《孟子·告子上》前三章中提出“生之谓性善”。在第一章中，告子的思路虽有误区，但提出了“恶”的难题。孟子选择以“顺”“生”解释“性”，“性”是万物维持生存、生长的存在状态。在第二章中，孟子在此基础上论证“人无有不善”，“善”是人不可能违逆的生存、生长状态，即“生之谓性善”。“恶”或“不善”内在于万物的存在状态中，是绝对的“善”表现为不同层面时，不同层面相互比较显现而出来的。在第三章中，孟子对人禽之辨的理解是，万物按照各自的存在状态维持其生存、生长，人并没有什么特殊性，但人比禽兽能够实现更多的“善”。明代的“气质人性论”最接近孟子原意。“生之谓性善”为理解孟子政治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行善重新奠定理论基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创新范式，促生了新型创新经济业态和经济关系，给作为指引创新经济上层建筑的知识产权伦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基于知识产权的法律属性、经济属性、创新属性及国家竞争资源属性，知识产权伦理挑战具体包括对知识产权制度伦理、知识产权经济伦理、知识产权科技伦理及知识产权全球伦理的挑战。面对上述挑战，知识产权伦理需要守正创新，既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知识产权伦理根基，也要进行“功利论兼顾道义论”向“道义论兼顾功利论”的伦理价值观转变，以应对、指引智能技术引发的社会变革。

“成人之美”是孔子提出的君子道德标准之一，在儒家思想史、中国文化史乃至中华文明史上具有深远影响。“成人之美”的经典流传，由后世儒家在不同时代进行了义理发挥和诠释。“成人之美”包含的“立己达人”“推己及人”等思想内涵，体现了“仁爱”“性善”的道德本质，彰显了“人伦”“群己”的社会意义；其影响不仅表现为经典诠释的流传、道德意义的彰显，而且表现为中国历史文化中出现的具有“成人之美”的典范人物。当代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好人文化”现象，映照出“成人之美”在当代社会文明创新中的现实价值和实践意义。

孔子作《春秋》，据鲁史“三世”之因革而明其渐进治世之法则。在“三世”之变中，“亲亲”之法亦随之变化。在据乱世中，“亲亲”是作为亲缘法度的“亲亲之道”；在升平世中，“亲亲”表现为公共秩序的“亲亲之义”；至于太平之世，“亲亲”最终隐没为超越自然之性的“不独其亲”。《春秋公羊传》中的“亲亲”是从善端开始，超越亲缘，突破礼法，最终泛爱天下实现理想人性的过程。在这一“生成式”的解释模式下，“亲亲”的隐没亦是“博爱”的流行，人道与王道在此实现了贯通，德性伦理和政治伦理实现了统一。

监狱服刑人员的社会保险权益保障从法治到人权，从理论到现实，都有着严密、深厚、纯正的逻辑体系。但在犯罪、刑罚随附后果阴影的遮蔽之下，我国监狱服刑人员的社会保险权实际上几乎完全被淹没。这主要表现为：监狱服刑人员的社会保险权在实践中遭遇排斥与限制，层级立法之间内容的模糊与陈旧，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等。《监狱法》的修订为监狱服刑人员社会保险权的实现提供了契机。具体实施上，可以通过立法协同，按照“应保尽保”原则、灵活与变通执行原则、分层分段推进原则，对监狱服刑人员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进行系统化配置

湖南在抗日战争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湘籍共产党人的杰出领导、大量战备资源的不断供应、六大会战的誓死抵抗及区域抗战的国际影响等事实，共同印证了湖南对实现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贡献。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史实、国共两党协同抗战的范例、少数民族同仇敌忾的壮举及联结海峡两岸同胞民族情感的记忆纽带，深刻揭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丰富内涵。苏美空军对华的合作援助、中国远征军湘籍子弟的杰出表现、在长沙开展的韩国独立运动等事例，充分彰显了湖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国际性。湖南抗战英雄身上的爱国情怀、民族气节、英雄气概及必胜信念，生动诠释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抗战精神。全面认识湖南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对新时代缅怀革命先烈、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实现体面劳动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我国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也不断取得新成就。但是，这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仍需要坚持不懈的长期努力。新时代实现体面劳动要找准着力点，要大力弘扬新时代劳动精神，激发实现体面劳动的内生动力；要规范资本无序扩张，消除实现体面劳动的阻碍因素；要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体面劳动的实现形式；要高质量开展劳动关系治理，巩固体面劳动实现的社会基础。

技术深度介入驱动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品的认定焦点转向了人类作者的控制地位与控制能力。在著作权法框架下，人工智能不具备取得作者身份的可行性与必要性，宜回归“创作工具论”重申人类对人工智能的支配地位。关于摄影作品与游戏画面的经验表明，技术使用者可在有效构思的基础上进行前置决策与设计，以主体思维能力行使对机器的控制力，限定技术执行路径与执行效果，由此完整参与创作过程。对于人工智能介入的内容生成情境，使用者可以利用技术启示动态发展有效构思，因应技术特性通过多回合组合指令在动态发展过程中与实质维度上对人工智能执行方向施加控制，使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为人之有效构思与必要控制的创作结果得到著作权保护。

非法集资类案件涉案财物的妥善处置不仅关乎对犯罪分子的惩治力度、集资参与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更是国家治理能力水平现代化的体现。当前，非法集资犯罪案件呈高发态势，且涉案金额巨大、人数众多、地域较广，加大了涉案财物的处置难度。实践中，涉案财物处置面临着涉案财物追缴范围不明、保值管理困难、处置欠规范、跨部门协作不充分等诸多问题。办案机关应克服立法及制度供给不足、配套机制不完善、司法人员价值理念差异等主客观制约因素，探索并推动建立非法集资类案件涉案财物的多元处置工作机制，探索“对物之诉”程序，规范先行处置和强制处分措施，强化跨部门跨区域协作配合，逐步推进涉案财物处置的程序化和法治化。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华职业教育社等社团联合一些政府部门，曾在大后方的重庆、成都、昆明、贵阳等地创办了多个职业指导所。这些职业指导所在进行职业指导之外，还开展了职业介绍、代办招考、就业担保、职业培训等服务。相关活动的开展，不仅推动了大后方的人才调剂和就业促进工作，还推动了西南地区劳动力市场的规范及劳动力中介组织的现代化。这些职业指导所对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后方社会的巩固和持久抗战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2024年7月,由中国作家协会指导，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湖南省作家协会等联合主办的“新时代文学论坛：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的传统、发展与实践”在湖南长沙召开，来自全国的3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期刊编辑及著名作家出席论坛。与会者一致认为，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站位重新出发，体现传统资源与现代创化、时代内容与民俗文化、主流意识与艺术表达之间的辩证之思。一方面，会议具体梳理了现代以来农村/乡土题材创作的鲁迅传统、沈从文传统、周立波传统以及山陕传统、齐鲁传统等，认为当下“主题创作”延续的是一种“总体性”的写作传统，《山乡巨变》等经典文学形态对当下写作具有较大启发意义；另一方面，会议指出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已成功形成了新的叙事模式、叙事形态，呈现出带有独特时代感的美学标识，现阶段的创作与评论应关注这些模式与形态，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以辩证眼光看待新时代农村和农民，揭示山乡巨变中的矛盾与和谐。本次会议对于构建有关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现场批评、本土批评及专业批评等富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