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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第50卷, 第2期
刊出日期:2025-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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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与整合:延安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基础建构
宋剑华
武陵学刊. 2025, 50(2): 1-10.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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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文艺是一种通过规范、整合苏区文艺、民间文艺、精英文艺所形成的大众化、民族化和革命化三位一体的,且以工农大众为创作主体与受众主体的文化现象。延安文艺的自我建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它不仅涉及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还涉及知识分子对于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对于统一延安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认识,推动他们的世界观改造,促使他们重新去理解文艺与革命、文艺与生活、文艺与大众的辩证关系,重新认识自己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的历史地位,都起到了统括全局的决定性作用。《讲话》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切入点,深刻阐释了革命文艺的立场问题、对象问题、态度问题和标准问题,并要求文艺工作者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进而使他们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讲话》以“普及”为延安文艺指明了一条大众化的发展道路,同时又通过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积极参与,使延安文艺在审美观赏性方面实现了一种“质”的飞跃。经过规范与整合,延安文艺不仅完成了基础建构,更是开创了一种“革命”与“审美”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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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实践的主体、客体与对象——以中国传统忠德为例
桑东辉
武陵学刊. 2025, 50(2): 11-18.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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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学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学科。明晰何为主体、何为客体、何为对象,并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伦理学要搞清楚的基本问题。在当前伦理学界,存在着将道德实践的客体与对象相混淆的认识误区。为了更好地辨析这一问题,以中国传统忠德为例,系统梳理忠德的践行主体、客体和对象,是进一步明晰道德实践的主体、客体和对象的有效途径。而明晰道德实践的主体、客体和对象以及三者的辩证关系,不仅有利于发现和把握道德变迁的规律,而且有利于促进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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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生到人成:论荀子乐教思想的理想道德人格生成逻辑
赵玲玉
武陵学刊. 2025, 50(2): 19-27.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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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乐教思想建立在其天命观和人性论的基础上,认为后天教化不能脱离人性的基础,只有掌握了天命和人性的规律,才能通过后天教化达到理想的道德境界,这一思想深刻彰显了儒家对于理想道德人格的追求。在荀子的乐教思想中,理想道德人格的实现有其内在的逻辑进路:它以天人并立、人性可塑为前提,依循情性互促、以心治性的音乐教化逻辑来展开,通过内外兼修、知行合一的音乐修养工夫,最终修成内定外应、参于天地的理想道德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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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博克论郭象《庄子注》中的“理”
黄圣平
武陵学刊. 2025, 50(2): 28-37.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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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汉学家中,任博克的郭象哲学研究具有典范性。他对《庄子注》中的“理”的研究,是理解其郭象哲学思想研究理路的关键所在。任博克对郭象思想中的“理”的探讨,建立在他对中国传统思想中“理”范畴的系统性把握的基础之上。任博克在反讽性传统和非反讽性传统的关系框架下分析了中国思想中“理”范畴的产生和发展,凝练出一系列重要的观点,并由此形成了对郭象《庄子注》中之“理”范畴研究的独特视角和理路。分析任博克对郭象《庄子注》中“理”的独特把握,有助于理解他对郭象哲学本体论式研究理路的批评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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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弥合分裂迈向生活世界:生活美育的哲学理路及其旨归
梁光焰
武陵学刊. 2025, 50(2): 38-44.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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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的生产形式由专家生产扩展到大众生产和人工智能生产,传播方式由舞台表演和博物馆收藏迈向大众传播和互联网分享,美育理念也必然由古典主义迈向现代生活美育。本体论、认识论和存在主义美学分别发展出弥合分裂、审美救赎和生活世界三种美育形态,这一历史演进过程多角度折射出美与生活的内在逻辑关系,反映出生活美育的本质。生活美育的理念是以生活经验为中心回归生活,生活美育的目标是通过自我唤醒力和感觉寻求力的发展激发自我动力,生活美育的内容是以生活世界的整体视域介入日常、关怀日常,实现大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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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生命感的生生美学阐释
黄炜
武陵学刊. 2025, 50(2): 45-52.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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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美感受、具身性感受、心灵感受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对于生命感三个层次的阐述,当人类主体具有了愉悦和不愉悦的审美感受时,就能呈现生命感受具身性的真实状态,这种状态最终落脚于主体的心灵感受,让生命具有真正的主体意义。从康德的先验哲学出发,愉悦和不愉悦作为审美主体对客体表象进行审美判断而产生的审美感受,使审美“应该”的普遍性得以萌生;具身性感受作为主体生命意识的真实状态,通过审美共通感而在主体中产生先天具身性的共生;心灵感受作为生命的最高原则,通过合目的性而实现主体生命整体价值的化生,生命感由此进入人类主体的生生之境,康德的先验人类学理论也因此呈现出别样的生生之美。康德关于生命感的美学阐释呼应了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生生”理念,体现出生命本体交融化育、生生不已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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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反贫困思想的生成逻辑、核心内涵与价值意蕴
王猛
武陵学刊. 2025, 50(2): 53-59,114.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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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入垄断阶段后,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生一些新变化,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遭遇“修正”危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列宁不仅对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贫困问题做出新判断,而且对苏维埃俄国的贫困成因、消除途径以及反贫困的领导主体、依靠力量等提出诸多新观点,形成了列宁反贫困思想。列宁反贫困思想不仅捍卫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反贫困理论,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指明方向并保卫了苏维埃政权,而且对于治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相对贫困,激发西方国家无产阶级的身份觉醒和使命自觉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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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的村规民约:功能、类型及生成路径
王丽惠
武陵学刊. 2025, 50(2): 60-69.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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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规民约是国家法律认可的合意性社会规范,它具有规范再生产能力,其内容增减不受严格立法程序限制,只需经过村民集体同意即可,能同时吸收习惯法和国家法,具有较强规范融合性及内容更新性,对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价值。基层治理现代化是指市场、行政和城市化三大现代性要素下沉至乡村引发的基层治理事务和治理机制革新。村规民约通过规范再生产,发挥承接市场、行政和城市化要素下乡功能,形塑利益调整、行政互动和市民生活规制等规范及秩序。根据村规民约规范再生产内容和功能面向的不同,可将村规民约分为利益管理型、社会管理型、风俗治理型三类。国家对村规民约的重视赋予村规民约新的发展动力,但也要谨防村规民约的法律政策工具主义。村规民约要坚持其作为区别于法律的社会规范、自治规范的属性,坚持内生性、契约化的生成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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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关于领导干部标准问题重要论述研究
汪长明, 张涑玉
武陵学刊. 2025, 50(2): 70-77.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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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素养与领导干部培养是钱学森晚年主要学术关切之一,核心是他对领导干部标准问题的理论阐释,谓之“领导观”。钱学森的领导观肇始于他作为技术领导人开创中国航天事业阶段,形成于他退出国防科研一线领导岗位后建立中国领导科学的实践探索,完善于他晚年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思考,是其现代科学技术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关涉系统工程、领导科学、行为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诸多学科领域。钱学森领导观的主要内容包括:在综合素养方面,领导干部要懂得现代科学技术,做到科学与政治结合;在工作作风方面,领导干部要重视决策咨询工作,做到民主与集中结合;在领导艺术方面,领导干部要加强领导能力建设,做到科学与艺术结合;在职业成长方面,领导干部要注重领导人才培养,做到方法与胆略结合。钱学森关于领导干部标准问题系列重要论述,对于加强新时代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提升决策科学化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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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可版权性的法经济学思考
童伟华, 皮昊
武陵学刊. 2025, 50(2): 78-87.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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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为传统版权制度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在法经济学视域下,赋予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版权不仅有利于激励创新,而且能够通过设立清晰的规则,实现“正和博弈”,避免“公地悲剧”的发生。在此前提下,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版权赋予人工智能的投资者,一方面可以通过激励机制促进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边际收益递增、边际成本递减达到资源的更高效分配。当然,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具有特殊性,应当通过降低保护期限、合理分配收益、审慎对待“越轨”行为等扩大其合理使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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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减资董事对“通知债权人”之“注意义务”研究
薛波, 吕宇杭
武陵学刊. 2025, 50(2): 88-95.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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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在协助和执行减资决议过程中的不当行为,特别是对公司未通知债权人即办理减资的无视或放任,可能为债权人带来利益受损的风险。考察利益相关者理论、利益衡量理论、权利边界理论并通过实证分析可见,公司减资董事理应对“通知债权人”负有注意义务。董事注意义务具有附随义务性质,并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其价值底色,具体包括对公司准确适用通知方式和程序作出提示/指令的作为义务和未经合法通知不得协助变更登记的不作为义务。董事违反注意义务的归责标准的构建应当考察过错因素、奉行行为主义并采用合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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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意识与侵华日军细菌战研究
李艳伦
武陵学刊. 2025, 50(2): 96-104.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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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细菌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的重大战争罪行,对其进行学术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历史真相,更促使人们对战争暴行进行深刻反思。在这一研究领域,问题意识推动了从罪行证据搜集到细菌战实施机制、国际法责任及全球影响等深层次议题的探讨,促进了相关史料的开发与利用。然而,过度的问题意识可能导致研究偏离科学与客观,需在历史意识的约束下进行平衡。问题意识为史学研究提供动力和方向,历史意识为问题意识提供事实基础与约束,二者的有机结合是确保研究深度与学术质量的关键。未来的细菌战研究应在适度的问题意识的引领下,发挥“中国在地化”的实证研究优势,推动研究成果走向国际学术舞台,将侵华日军细菌战从民族苦难上升为世界记忆,强化中国学术主体性,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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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1部队诺门罕细菌战再研究
王宇
武陵学刊. 2025, 50(2): 105-114.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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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731部队在诺门罕实施的细菌战,国内外学者主要对其整个历史过程进行了重点考察,但对其参战前的准备、参战中的某些历史细节、参战后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阙如,这为再研究留下了一定的学术空间。731部队在参战前就做了兵要地志情报的准备,后被分成防疫给水队和细菌作战谋略队并于1939年6月23日奉命参战。731部队在参战中“出色”完成了防疫给水活动,并进行了四次细菌战攻击,向哈拉哈河和胡鲁斯台河撒布了霍乱、伤寒、副伤寒、发疹伤寒、赤痢、鼻疽等细菌。731部队因其细菌战的“贡献”受到日本军方表彰,后续不仅增加了经费、扩大了规模,也使日本军方高层认识到细菌武器在其军国主义战争中的重要地位。731部队诺门罕细菌战是在日本陆军中央支持背景下进行的、该部队自成立以来首次实施的细菌战,在日军整个细菌战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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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打开一条生路”——沪版《大公报》副刊“星期文艺”述要
赵苑钰
武陵学刊. 2025, 50(2): 115-123,130.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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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文艺”是《大公报》重要的文学副刊之一。沪版《大公报·星期文艺》的创刊,起源于该刊编辑部对战后文学方向的探寻。沪版“星期文艺”前32期采取与津版同时刊行的模式,自33期始脱离津版,单独刊行直至终刊。这一决策的转变是由开拓文章出路、便利南方作者投稿及增添报纸特色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同时,编辑的改变使得沪版“星期文艺”的作家群体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发表作品的风格也在整体上由沉闷转向活泼。“星期文艺”为杨振声等文化名人围绕“战后文学发展方向”展开的文学讨论开辟了话语空间,为西方文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打开了新的窗口,也为一众热爱文学的青年作家提供了崭露头角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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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与隐喻:徐小雅小说中的身体书写
黄艺红
武陵学刊. 2025, 50(2): 124-130.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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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小雅的小说注重通过对都市女性的身体与疾病书写,揭示人物所遭遇的生存困境。作者重视“身体”的表意功能,女性遭受的生理疾病如肥胖、牙病、乳癌、流产、双身等,均蕴含着极为丰富的隐喻内容。作品中客观物象在主体心理的映射,往往对应着人物与疾病相关的病痛体验,以及特定家庭结构中个体的情感冲突和关系危机。在徐小雅笔下,这些罹患疾病的女性经历了身心的创痛与主体的迷失后,试图在身体符号的祛魅中重塑自我,实现个体的成长和自我救赎。这是一种新型的女性主体言说体系,彰显了徐小雅作为“80后”女性作家,与前代作家不同的、相对温和又较为隐秘的性别与文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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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数字劳动素养培育路径探析
赵惜群, 吴晶晶
武陵学刊. 2025, 50(2): 131-136,144.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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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数字劳动素养是大学生应具备的与新发展理念相契合的数字劳动价值观念及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培育大学生数字劳动素养不仅是大学生在数字化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提高新型劳动者素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客观需要。但虚拟与现实之间的价值冲突、技术工具主义对劳动者主体性危机的扩张以及劳动教育数字化转型所面临的现实困境都制约大学生数字劳动素养的提升。因此,提升大学生数字劳动素养,必须强化对学生的思想引导,聚焦劳动教育价值目标;增强学生技能,提升其复合性能力;促进多元主体的联合培育,构建产教融合育人机制;加强数字平台管理,筑牢数字劳动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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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智慧:AI时代教师的核心素养
何晓斓
武陵学刊. 2025, 50(2): 137-144.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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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智慧是教师在教育实践中逐渐内化而成的独特素养,能使教师在复杂多变的教育情境中做出最恰当的判断和行动,是人工智能时代教师立足与发展的核心素养。教育智慧可弥补AI教育的固有局限,既是促进学生发展的关键力量,又是实现教育个性化的重要保障,更是引领教育创新的核心动力。教育智慧因其独特的人文性、整体性、即时性和情境性特征,在AI时代愈发凸显其不可替代的价值。教师提升教育智慧,需要持续深化专业认知、锤炼教育思维、增强关键能力,并培养协同合作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