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华孝道文化因具备悠久的历史传统和强大现实活力的双重优势理应发挥重要作用。要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需求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且在辩证厘清传统孝道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双重性的前提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托重塑孝道文化新理念；以传统典型内蕴精华为示范重塑孝道文化新典型；以现代化建设新需求为前提重塑孝道文化新践行方式，全方位多维度对孝道文化进行正本清源，充分发挥孝道文化的新时代功能优势，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算法推荐技术已成为一种重塑社会关系与价值观念的强大力量，系统介入并重构家庭伦理秩序：让代际伦理从“父慈子孝”到“亲子失和”，让夫妻伦理从“协作共生”到“利益博弈”，让婚嫁伦理从“男婚女嫁”到“不婚不育”。算法推荐瓦解家庭共识的技术逻辑在于以时间殖民侵蚀家庭共时，以信息茧房割裂共同认知，以情感计算放大家庭矛盾，以圈层化推动身份对立。可以从治理、技术、教育、价值四个维度入手，构建“规训与平衡”的算法治理体系，开展“批判与重建”的家庭媒介素养教育，倡导“可知与可控”的赋能技术设计，重塑“对话与温情”的家庭本体性价值，最终实现算法技术与家庭伦理的和谐共生。

作为孟子性善论的有力阐发者，焦循在继承戴震人性论的基础上，结合自身易学思想，提出了“智即善”的观点。焦循对“性”进行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区分，明确了人是“性善”的主体；并从“人有四心故善”“人能知故善”“人可旁通故善”“人有变通之能故善”四方面对“人性善”进行了论证。纵观焦循整个“智即善”的思想体系不难发现，焦循的人性论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戴震，但又融入了自身的易学观念，形成了独特的体系，其“以易释孟”与“融入告、荀思想”的论证特色不仅是对孟学体系的补充与完善，更是儒者期望孟学在清代重新焕发生机以经世致用的生动体现。

家庭是从共同体的胚胎形式发展而来的，家庭产生之后就会有家政。家政是家的一种整体状态，它的基础有三个层次：以家庭成员之间“一起劳动”和“共同占有”为根本基础，以“亲近”“真挚”和“爱”为中间之基，以“共同领会”（包括语言）为直接之基。家政具有整体的、未分离的和自足的三个基本特征，它们是由滕尼斯的理论意图和伦理关怀所决定的。与共同体的界限并不完全一致，家政的限度止于乡村社团和城镇，即家政只存在于家庭内部，在乡村社团和城镇生活中已无家政。厘清家政的基础、特征及限度可以表明，滕尼斯的家政思想实际上处于他的共同体理论的核心区域，而不是边缘化或无关紧要的。

对职位的分配正义的“应得”解释是可能的，也是可欲的。首先，“应得职位”能够支持人们的自尊和自我实现，而“反应得”的解释则伤害了这些价值。其次，“基于选择和行动的企业家精神应得经济回报”更好地解释了现代社会的经济实践和市场制度，而“反应得”的解释则反映了对行动的道德价值的误解。再次，为了使职位及其经济回报的分配更加符合人们的应得，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应该被安排得能够抵消运气的影响。最后，用应得的观念解释职位的分配正义满足了“将人视作理性主体”的道德约束。

干部选任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治国理政、选贤任能的重要制度。从历史与现实的维度来看，它具有一定的生命过程。将干部选任制度体系以生态分析的基本方法剖析开来，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干部选任制度生态发展变迁循袭着科学化、民主化和制度化的演化进路，通过揭示制度生态所蕴含的基本原理、演化规律，有助于探索一条中国式现代化的政治生态之路。当然，在肯定干部选任制度政治生态积极效用和价值的同时，也需理性审视其局限与潜在弊端，这既是对当前政治文明与实践成果的肯定，也是对政治生态图景中开放性、竞争性、动态性等普遍价值默认的反思，将为干部选任的制度形式、规则体系、价值理念提供客观和均衡的生态发展视角。

2023年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将调解明确规定为一项基本原则，这有助于行政复议调解实现对行政争议的实质性化解。调解制度因其手段的灵活性与非对抗性，能够充分发挥行政复议的主渠道作用，防止程序空转，减轻法院诉讼负担。然而，现行立法对调解制度规定较为原则，存在适用范围边界模糊、程序性规定不健全、调解书可诉性不明和行政检察监督不力等问题。为了化解上述困境，更好地保障行政复议调解制度在法治轨道上有效运行，应当采取完善调解适用的限制情形、细化调解程序规定、明确行政复议调解可诉的特殊情形和强化行政检察监督等方式，为提升法治政府的建设水平及其解决纠纷的能力与维护社会稳定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湖南“翦”氏家族源自新疆，宋朝时期是西域高昌王国的望族。“翦”姓是元太祖所赐还是明太祖所赐，《翦氏族志》中存在两种说法；翦氏祖先来到常德、桃源一带驻守，在“常德卫”中任军职，到了第十二世，成为“庶民”；从第十六世开始，翦氏家族效仿汉人传统修订族谱，将本族历史渊源载入谱中。将翦氏族谱与其他史料对照甄别，可窥见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翦伯赞家族的历史轨迹及其发展脉络。

中西兼备的受教育背景、民族危机的特殊时局和文化工作者的职业经历构成了翦伯赞抗战时期文化抗战思想形成的前提条件。历史研究需结合现实政治斗争才能为抗战胜利指明前进方向、文化要为抗战提供精神支撑、丰富的文化生活能够培养民众的民族意识，是翦伯赞文化抗战思想的核心内容；而他在实践中创设两会，办刊物，著学说，讲理论，站讲台，育学生，则为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及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精神武器，凝聚了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精神，推动了民族文化的新发展。

金圣叹的《水浒传》批点体现了他的复杂心态。他以才子自诩，借“恸哭古人”表达怀才不遇的自怜和愤懑。他所说的“留赠后人”有立言不朽之意，但更多的是不得已的自我安慰和排解。他认为《水浒传》是“发愤之作”，既同情梁山好汉，但又反对招安，认为梁山好汉绝不可恕，将《水浒传》批点称为“封关丸泥”。他表面上狂放不羁，实际上很正统，对科举功名充满了渴望，其思想体现出启蒙思潮影响下的个人主义和传统儒家思想混杂的特点。金圣叹才子书批点中的矛盾源于文化困惑与个体生存的纠结，其矛盾心态和人生悲剧在明清之际的士人中具有典型意义。

中国性与现代性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核心本质，冯至《十四行集》的研究整体上局限于现代性，中国性视角的研究并不充分，这影响了对诗集的中国价值与审美的充分阐发，形成了读者与诗集之间的“文化沟”，降低了诗集的美育价值。诗集研究要转向中国性视角，首先要结合时代语境解读诗集中的“我们”，转向以集体为本位的中国价值；其次要引入诗学传统，品味诗集中“雕塑化”的语言意蕴美与“起承转合”的内在律动美，转向“诗画合一”与“诗乐一体”的中国审美取向，从而充分发挥诗集的中国性美育功能。

诺奖得主多丽丝·莱辛的《岁月无情》是其重返现实主义创作后的力作之一。《岁月无情》以现实主义笔触书写社会的较小构成单元——家庭，以小切口承载莱辛的人道主义情怀、现实关切和诗学想象。作品关注了亲缘共同体式微导致的家庭关系疏离以及和美家庭共同体诗学建构等问题。作家通过记忆书写，以老年阶段对年轻时的反复回忆为载体言说旧时的美好；以空间并置的形式勾勒了亲情冷漠、个体深感孤独无依的家庭内景；巧妙地利用人物镜像演绎了基于自我认知蜕变的和美家庭共同体想象。作品回应了老年群体家庭情感需求的现状，是一种和美家庭共同体建构的诗学想象。其中，老年群体积极主体作用的凸显以及家庭和社会的支持与社会学中的积极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形成互文，具有借鉴意义。

湖南拥有丰富的少数民族戏剧，如侗戏、苗剧、瑶族戏剧和傩戏等，它们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剧种承载着各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精神，以独特的艺术语言传递对生命、自然和信仰的理解，体现出丰富的文化价值。然而，在当前资本市场冲击下，少数民族戏剧面临严重危机：剧本失传、表演技艺杂耍化、传承人断层、演出停滞等问题日益突出，戏剧生态日趋脆弱。面对挑战，少数民族戏剧必须将传承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借助数字化技术，通过动作捕捉、虚拟现实、智能APP等进行存档与传播；推进文旅融合，构建戏剧体验场景，开发仪式性文旅产品，打造数字化传播矩阵。同时，建立“社区参与式”传承机制，强化政策与学术支持，推动以戏兴村、以文化人，将戏剧传承融入乡村振兴，实现非遗的活态传承。

在全球文化多样性发展的背景下，地域画派的培育已成为推动文化建构与艺术创新的重要路径。武陵山区以其独特的地貌景观、丰富的民族文化以及深厚的传统艺术底蕴，为地域画派的孕育提供了丰厚土壤。该地区深受湖湘文化“淳朴重义”“敢为人先”精神的浸润，形成了兼具自然灵性与人文气质的艺术生态，使“武陵画派”的形成不仅具备现实基础，也体现出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在外部条件上，政策支持与文旅融合趋势为其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而在内部动力层面，文化自觉与身份认同则成为推动画派生成的核心动因。在此基础上，围绕资源整合、理论建设、创作推动与品牌传播等多个维度，构建从理念到实践的系统化路径，可以推动“武陵画派”从零散的艺术实践走向体系化、自觉化的艺术建构，也为中国地域性美术流派的培育与发展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实践案例。

关于平南闽南话软腭清鼻音的来源问题，学界尚有争议。考察西南少数民族语言软腭清鼻音的类型特征，尝试用闽南语内部同源词的文白异读、语音对应以及西南少数民族语言中相同的音变类型等材料重新审视其来源，发现：平南闽南话软腭清鼻音主要由喉擦音的软腭清鼻音变化而来，并非上古音的遗留，其音变模式与西南少数民族语言具有类型学上的共性。喉擦音软腭清鼻音化的音变类型可以在长江以南平南闽南话以及石门坎苗语、混合语诶话等不同性质的语料中体现，具有较为重要的类型学意义。

语法构式“X门₁”和网络新词“X门₂”是同形异义的两个流行词族，它们先后出现并流行在中国网络平台上，但二者并不存在直接的源流关系。它们的内在共性主要体现在认知上同为框架参照、传播上同为显著事件和强势模因诱发的层级扩散；核心差异主要体现在指称视角和传播媒介平台形态的不同。媒介平台的形态演化造成了网络流行词语的同形异义分化。网络词语的发展、变异、分化等必须考虑媒介平台的属性特征和形态演化；同形词族之间除了直接的演变影响，还有间接的背景关联。此外，新媒体语言的高互动化、强主观化趋势与当前社会化媒体的形态属性是相适应的。

第四次工业革命开启了数智化新时代。数字智能技术与社会各领域互嵌，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不仅只简单赋能，还引发了其结构性转型的范式变革。我国“大思政课”建设理念的提出源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受教育主体数智化成长环境的转型。“术、学、道”既是“大思政课”建设必须遵循的内在规律，也是思政课范式转换的内涵要求。“术”的适用性主要体现在数智技术释出与“大思政课”建设的契合点上；“学”的支撑性主要体现在数智技术融入“大思政课”教育教学规律的学理研判上；“道”的客观性主要体现在数智化背景下对“大思政课”建设方向性的正确把握上。数智化时代的“大思政课”教学，需要善用“术”、保证“学”、契合“道”，在三者互构、互补、互彰的基础上，实现以术弘道、以学讲道、以道御术统学。

《论语》文本中关涉“不教”的论述是呈现孔子教育对象观完整意向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历代学者对《论语》中“不教”的诠释可归为“四不教”：无“束脩”者不教、“不移”者不教、“朽木”者不教和“不仁”者不教。但这些历史意见部分曲解了孔子本意。“四不教”分别对应现实教学场域中求学者的经济条件、学习能力、学习态度和道德品格。对于前两者，孔子秉持无条件的施教态度；而对后两者则持有条件的施教态度。这一态度背后折射出孔子朴素的教育机会均等观念、人本主义的教育理念和主体教育思想，具有跨时代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