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 第50卷, 第4期　
刊出日期：2025-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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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孟五行的思想来源新探

  刘晓航

  武陵学刊. 2025, 50(4): 1-10.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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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孟五行作为儒学史研究的重大问题，自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提出以后，一直受历代学者瞩目，其来源问题在学界也有过激烈讨论。涉及“五行”的先秦诸子文献与思孟五行的横向对比结果表明，思孟五行的思想来源有三种：其一，思孟五行借用了《洪范》五行说中“五”这个神秘数字的权威性，但并非直接继承其具体思想。其二，思孟五行的核心圣智说，直接来源于《中庸》，同时又吸收了早期道家的思想。简帛《五行》篇与今本和竹简《文子》的对比表明，《文子》是思孟五行圣智说的源头之一，《文子》的思想体系中已有仁义礼智圣的雏形，与思孟五行高度重合。其三，思孟五行的最高表现形式“德之行”，来源于先秦诗、书、“书”类文献中的“德之行”思想。在先秦文献中，存在大量论述德行的“四行”“五行”“六行”说法，包括思孟五行在内的这种“以数纪行”的德行概念，实际上是“德之行四”“德之行五”“德之行六”。思孟五行的思想源流，为我们反思宋儒的道统说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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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春秋公羊传》中“亲亲”的隐没

  田柳

  武陵学刊. 2025, 50(4): 11-19.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4.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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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子作《春秋》，据鲁史“三世”之因革而明其渐进治世之法则。在“三世”之变中，“亲亲”之法亦随之变化。在据乱世中，“亲亲”是作为亲缘法度的“亲亲之道”；在升平世中，“亲亲”表现为公共秩序的“亲亲之义”；至于太平之世，“亲亲”最终隐没为超越自然之性的“不独其亲”。《春秋公羊传》中的“亲亲”是从善端开始，超越亲缘，突破礼法，最终泛爱天下实现理想人性的过程。在这一“生成式”的解释模式下，“亲亲”的隐没亦是“博爱”的流行，人道与王道在此实现了贯通，德性伦理和政治伦理实现了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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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产权伦理：挑战与应对

  杨利华

  武陵学刊. 2025, 50(4): 20-27.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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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创新范式，促生了新型创新经济业态和经济关系，给作为指引创新经济上层建筑的知识产权伦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基于知识产权的法律属性、经济属性、创新属性及国家竞争资源属性，知识产权伦理挑战具体包括对知识产权制度伦理、知识产权经济伦理、知识产权科技伦理及知识产权全球伦理的挑战。面对上述挑战，知识产权伦理需要守正创新，既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知识产权伦理根基，也要进行“功利论兼顾道义论”向“道义论兼顾功利论”的伦理价值观转变，以应对、指引智能技术引发的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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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催收非法债务罪中“非法债务”的认定——基于规范保护目的理论

  于冲, 杨增昊

  武陵学刊. 2025, 50(4): 28-41.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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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范保护目的是维护法秩序统一性的有力工具。根据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结合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等方法，可以明确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保护目的在于维护公共秩序和公民人身权利，这是进行非法债务判断的前提和基础。当债务所违反的法律法规与催收非法债务罪的规范保护目的在整体上相一致时，该债务就属于“非法债务”，反之则不属于。具体来看，应将实践中的债务按如下标准区分为四种类型：自然之债原则上不属于非法债务；违反民法的债务若对经济公序造成损害，则属于非法债务，其中，对高利贷的认定应遵循4倍LPR标准；违反行政法的债务是否属于非法债务应以社会秩序为中心展开判断；违反刑法的债务如套路贷由于其与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保护目的相悖而应按照其他罪名进行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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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房竣工验收备案行为的法律属性与司法审查

  郭胜习, 陈雅琪

  武陵学刊. 2025, 50(4): 42-50.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4.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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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房竣工验收备案是我国建筑质量监管体系的关键环节，竣工验收备案结果直接关联商品房交付与预售资金解付，备案行为实际上在此产生了行政确认的法律效果。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在备案行为法律性质的认定上出现了分歧，主要包括告知性备案说、行政确认说、间接影响排除说三种观点。竣工验收备案行为具有复合属性，对其进行法律性质认定时，可以区分技术验收与行政备案两个阶段：前者可以通过建设主管部门的专业复核程序实现技术纠错，后者则可以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接受行政诉讼监督。在备案行为司法审查方面，宜采用“实质影响说”标准，备案行为虽未直接对购房者权益产生影响，但考虑到备案行为与购房者之间权益影响的紧密关联性，当备案行为与购房者权益受损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时，应当确认购房者对行政备案享有行政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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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集资类案件涉案财物处置法治化研究

  张小宝, 罗厚清

  武陵学刊. 2025, 50(4): 51-59.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4.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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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集资类案件涉案财物的妥善处置不仅关乎对犯罪分子的惩治力度、集资参与人及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更是国家治理能力水平现代化的体现。当前，非法集资犯罪案件呈高发态势，且涉案金额巨大、人数众多、地域较广，加大了涉案财物的处置难度。实践中，涉案财物处置面临着涉案财物追缴范围不明、保值管理困难、处置欠规范、跨部门协作不充分等诸多问题。办案机关应克服立法及制度供给不足、配套机制不完善、司法人员价值理念差异等主客观制约因素，探索并推动建立非法集资类案件涉案财物的多元处置工作机制，探索“对物之诉”程序，规范先行处置和强制处分措施，强化跨部门跨区域协作配合，逐步推进涉案财物处置的程序化和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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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驱动：秦国用人模式的利弊得失与当代启示

  赵耿昊

  武陵学刊. 2025, 50(4): 60-67.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4.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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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驱动是秦国用人模式的典型特征。秦利益驱动模式契合了战国政治变迁的客观形势和士人普遍的入仕动机，由此，秦通过制度设计将个人利益的实现纳入国家发展轨道，利用群臣智力造就了国家的强大。秦国崛起的历史彰显了利益驱动的激励作用和施用条件，但该模式难以提供持久的进取力量，也没有建立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的长期平衡机制，暴露出其固有局限。战国后期，秦在既有框架下进一步完善利益驱动机制，但并未采纳《吕氏春秋》以“义”统“利”的构想。秦国用人模式的利弊得失可以启示后人，在正视利益激励作用的同时，需要以合理制度规范利益实现路径，以道德教育引领利益实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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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前期的两条恢复路线——以张浚与胡寅为中心的考察

  李超

  武陵学刊. 2025, 50(4): 68-78.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4.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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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浚与胡寅皆是南宋前期对金主战派的代表性人物，积极致力于恢复中原失地，按照和战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两人往往被划归于同一阵营，但从两人在是否遣使金朝、重军抑或重民、用新党还是旧党等方面来看，他们实际上秉持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恢复路线。胡寅认为，恢复中原当完全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坚持对金复仇，决不言和；将民众视作恢复根本，力行仁政以赢得民心；在用人上当重用仁义爱民之“君子”。而张浚的恢复路线虽不无道义基础，却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他认为，对金主战固然应当作为对外政策的基调，但在特定情势下仍然可将遣使求和作为权宜之计；将军队视作恢复根本，为满足军队需求，暂时的劳民伤财也可接受；在用人上当重用长于军事和理财的“才吏”。这两条路线皆为后来的恢复论者所继承，对南宋的内外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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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历史站位与辩证之思——“新时代文学论坛：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的传统、发展与实践”综述

  晏杰雄, 丁思存

  武陵学刊. 2025, 50(4): 79-86.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4.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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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7月,由中国作家协会指导，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湖南省作家协会等联合主办的“新时代文学论坛：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的传统、发展与实践”在湖南长沙召开，来自全国的3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期刊编辑及著名作家出席论坛。与会者一致认为，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站位重新出发，体现传统资源与现代创化、时代内容与民俗文化、主流意识与艺术表达之间的辩证之思。一方面，会议具体梳理了现代以来农村/乡土题材创作的鲁迅传统、沈从文传统、周立波传统以及山陕传统、齐鲁传统等，认为当下“主题创作”延续的是一种“总体性”的写作传统，《山乡巨变》等经典文学形态对当下写作具有较大启发意义；另一方面，会议指出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已成功形成了新的叙事模式、叙事形态，呈现出带有独特时代感的美学标识，现阶段的创作与评论应关注这些模式与形态，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以辩证眼光看待新时代农村和农民，揭示山乡巨变中的矛盾与和谐。本次会议对于构建有关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现场批评、本土批评及专业批评等富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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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原型糅合：《熊出没》系列动画电影成功策略研究

  佘麒麟, 施薇

  武陵学刊. 2025, 50(4): 87-94.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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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原型糅合是《熊出没》系列动画电影成功的核心策略之一，也是该系列研究的主体对象。它是在科学选择文化原型的基础上，将其所蕴含的文化元素以符号、情感、叙事、语言等形式糅合进作品的主题、题材、形象等系统中，进而塑造出新的文化原型。《熊出没》系列动画电影选择与运用东西方文化原型，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现代化转译与创新性组合，完整构建了既根植中国文化土壤又兼备全球性的故事内核与角色形象体系。文化原型糅合策略助力《熊出没》系列电影实现票房与口碑双丰收，在强化民族文化认同、促进跨文化传播以及提升国产动画产业竞争力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更为中国动画电影的民族性表达和商业性突破提供了成功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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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吹灯7怒晴湘西》的文化启示

  陈红旗

  武陵学刊. 2025, 50(4): 95-102.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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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吹灯7怒晴湘西》作为《鬼吹灯》系列小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通过书写民国时期搬山卸岭的盗墓之术、行帮规矩及其盗墓情状，完善了天下霸唱自己建构的盗墓体系。该小说不仅隐喻了现代文明与古代文明的交缠互动，还以现代人感受世界的方式去透视历史的暗影，解析古代的丧葬文化，从而观照当下生者的存在意义和社会价值。同时，小说生动地展现了盗亦有术的行为做法、生克制化的自然规律以及湘西民俗文化的丰富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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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黄永玉和刘鸿洲绘画的同一性——兼谈湘西绘画的美学特征

  田茂军, 李少午

  武陵学刊. 2025, 50(4): 103-112.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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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湘西绘画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黄永玉和刘鸿洲的画作在多维度呈现出同一性。在展现湘西地理与建构主体视觉方面，两位画家都展现了“俯瞰”“眺望”“游观”等视觉意识，赋予了湘西山水可行、可望、可居、可游的意趣，这些“看”并非简单的视觉再现，而是基于湘西地理、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看”。图文关系上，他们的画作都存在语图互文和图文悖反，既展现了文学与绘画的互通，也展现了绘画叙事的地方性，体现了丰富的图文张力。色彩表现上，两位画家都兼具重彩渲染与淡雅自然的风格，不仅描画了湘西的奇异自然和巫魅灵韵，还表现了湘西文化的野性、诗性和神性，以及湘西人对万物充满好奇和博爱的生命品格。此外，二人的创作都涉及武陵山区，其趋同的绘画理念和风格影响了该区域的艺术创作，探讨二人绘画的同一性，对处于同一文化空间的武陵画派研究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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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网络圈层化的生成机理、问题症候与调适策略

  李红革, 魏苏倩

  武陵学刊. 2025, 50(4): 113-121.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4.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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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时代，信息技术手段进一步发展，移动互联网重构了青年的社交图景，虚拟交往出现。在5G通信、算法推荐等数字技术的综合作用下，“Z世代”青年的网络圈层化特征日益凸显，呈现出形塑自主化、交往独立化、传播平权化的时代特征。在数字智能发展、社会结构变迁以及青年个体需求的共同推动下，青年网络圈层得以形成。当前，青年网络圈层在发挥情感慰藉、身份认同等数字化生存功能的同时，也面临着虚实错位中的主体危机、主流价值的解域化挑战、技术遮蔽下的秩序风险等问题困境。为此，社会各方需主动“破圈”、积极“融圈”、严格“督圈”，引导青年形成健康的数字社交方式，理性“在圈”，从而推动青年网络圈层文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理性有序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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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学前教育的发展内涵、行动原图与拓展路径

  刘爱华, 谌晓芹

  武陵学刊. 2025, 50(4): 122-128.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4.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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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乡村学前教育为融入所在区域乡村振兴的整体布局，要自主求变，从全要素视角重新探索乡村学前教育发展新内涵；要通过框架建构、对标自纠、督导评估等手段，按行动原图落实乡村学前教育发展行动；要拓展发展路径，关注区域不平衡问题，通过专项行动强化乡村学前教育各类主体的功能，推动乡村学前教育发展从单一幼儿园建设向乡村学前儿童公共教育与服务体系建构转变。构建新型乡村学前教育质量保障体系，需搭建以提升政策执行力为外引擎的区域治理框架，开展以区域督导为内引擎的微观教育督导，全景式反思乡村学前教育的进阶样态，始终锚定学前教育对乡村学前儿童终身发展的奠基性价值，推动乡村学前教育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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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本《礼记音义》中后人增撰音切考辨

  沈红宇

  武陵学刊. 2025, 50(4): 129-136.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4.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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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清代以来，多位学者曾指出后人改窜《经典释文》的问题。《经典释文》的不同版本、域内外资料表明，今本《礼记音义》中“诤、寝、版、浮、羸、稟、迸、戾、袪”等字的个别异常反切，是唐代后人由于不明陆德明注音体例，字形混讹致陆德明原书音切缺误或陆德明漏注音切，陆德明音切不合时音和谐要求等多方面原因而补注增撰造成的。这些增撰的音切，部分表现出陆德明之后对反切上字与被切字等第开合和谐一致的反切新追求和相近韵类合并等语音演变，与学界关于唐代慧琳改良玄应音切，宋代贾昌朝改良陆德明《经典释文》首音、《说文解字》徐铉音和《广韵》反切，《大广益会玉篇》改良原本玉篇音切所反映的反切发展趋势、韵类合并的观点相互印证，为唐宋音义文献改订和中古语音演变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证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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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本《经典释文》重音音切中的“旧”音再论

  刘婕妤

  武陵学刊. 2025, 50(4): 137-144. https://doi.org/10.16514/j.cnki.cn43-1506/c.2025.04.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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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德明《经典释文》的注音反切中有沿袭前人音注的“保守”成分，也有更改音读的“革新”部分。但今所见宋本《经典释文》中一部分前有首音、后有“旧”音的“重音音切”，并非全是陆德明为辨析新旧读音而注，而是该书流传过程中被后人增改的音注。这一发现有利于剔除反切音注中不合音注原貌的成分，保持文献材料的纯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