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省训诂学方法的基础上，徐复观立足于《孟子》文本，指出孟子将“求之在我”的仁义礼智视为性，将“求之在外”的耳目之欲视为命，在这一性命之分的基础上言性善。从这一基础出发，徐复观将仁义礼智之端与仁义礼智一同视为“人异于禽兽者几希”；但同时，徐复观又区分了仁义礼智之端与仁义礼智，将二者分别论述，就“心是仁义礼智之端”，他指出孟子是以心善为性善的根据，就“心是仁义礼智”，他指出孟子是以心善论证性善，说明徐复观又区分了仁义礼智之端与仁义礼智。对于性善的修养工夫，徐复观着重强调了对“端”的扩充存养，即心存养的工夫；徐复观虽也论及了心自觉的工夫，但他更多地是将心自觉等同于心存养的修养工夫。

基于语言复杂适应系统理论，“被”字句作为一个系统，句内各成分存在一定选择倾向。“被”前NP比“被”后NP有更大的语义容量，“被”字句VP在韵律语法的作用下可以允许单音节光杆动词的进入。“被”后有/无NP的两类“被”字句在表达“使成性”或“责任性”上分别存在强调与淡化倾向，在整体表义上有凸显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对比，两类“被”字句可视作同一构式位下的两个构式变体；意念被动句与“被”后有/无NP的两类“被”字句，三者为适应交际需要而共生于汉语系统的连续统状态。

中国散文诗历经百年的理论批评和学术研究，在文体界说、起源探讨、历史考察和个案剖析等方面已有较多创获和积累。文体界定上，大体形成独立诗体说、诗化散文说和多文体交融说三种主要观点，研究者基本认同诗文互渗是散文诗发生的内因，并经历了自发到自觉的历史发展过程。关于散文诗的起源，学界目前大致存在外来说和古有说两种主要观点，散文诗是中国古已有之还是欧美移植而来的分歧，导致对中国散文诗史和作家作品的研究分为了古代和现代两部分，古代散文诗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而现代散文诗研究已有较大进展，特别是在个案研究上成果颇丰。

张爱玲的自译实践是其性别意识再现与女性话语再表达的载体。张爱玲自译活动不仅与文学文本的创作有着密切的关联，而且受到读者市场与资本赞助等多重因素的制约。身处东西方语境中的张爱玲，因其人生经历与双语背景，在自译过程中通过有意识地专注女性化主题，并依据目标语语境期待，强化女性主体性塑造，最大限度地实现了对男性权威的颠覆以及对女性权威的建构，展现了既承续东方传统的闺阁书写，又融合西方女性主义表达策略，以调和与重构并存为特征的独特女性立场与性别意识。探讨东西方文化语境下张爱玲的性别意识及其自译表现，能为未来女性写作与翻译中的性别话语建构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与西方从知识论视角认识人性，持既成式人性论，认为人性是人生而具有，但已成既定不同，儒家从宇宙生成论的哲学视角，以实用理性审视人性，持生成式人性论，认为人性本源于天，是“继善成性”。但是，继之于天的善性只是具有善端的初性，或者说只是具有善的潜质的初禀之性。这种善端初性是可变的，既可发展变大，也可能失去，因此，人要通过礼仪教化和自我修养不断地“习”，使善端初性“日生日成”，最后才能“习与性成”。除却其形上本体的神秘色彩外，基因学、演化生物学及发展心理学等现代科学已经证明，人性虽然复杂，但是人天生具有仁爱情感，而人性发展的经验事实也证明了“习与性成”的合理性。儒家人性生成论凸显了人的道德主体地位，为个体道德修养和社会道德教育提供了人性论依据。

身体是性别研究的一项重要议题，朱迪斯·巴特勒等女性主义者将身体与性别视为文化建构的产物，并将身体及其操演作为研究性别问题的重要路径。福克纳的小说《我弥留之际》和贾平凹的小说《极花》都以女性身体作为书写对象，通过不同视角观看女性身体并赋予其能动性，从而表现女性的性情与智识。两位作家在小说中对女性身份的传统建构以及女性对身份的反叛和重构进行了类似的演绎，展现了中西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传统与现代视角交织下的多重性别内涵及其嬗变形式，反映出两位作家对女性生存现实和人类文明长远利益的深度思考。

“都XP了”是一个异常性特征标记，其语篇功能主要是对异常状态作描述性前景铺垫，或是对异常状态作评价性概括总结。它的构式义是说话人对未然或已然事态具有异常性特征的前景进行描述，或对未然或已然事态具有异常性特征的结论进行评价。说话人使用“都XP了”的会话意图包括，让对方意识到某种现象的不合常规，为说话人自己的后续评述提供理由与依据，以及表达某事态的程度之深。从会话行为功能角度看，说话人使用“都XP了”展示有异常特征的新情况出现，这本身就暗含了在新情况出现后，说话人对原有的思想、言行等表示出的一种否定评价。根据评价对象的不同，这种否定评价分为三类，分别是否定自己的预设或言行、否定他人的预设或言行以及否定特定言语社会（包括说听双方在内）所共享的思想观念。“都XP了”在交际中既可以作为独立运用的表达单位，也体现了说话人鲜明的主观意志和话语立场。

马克思的“四重异化”理论从劳动产品与劳动者、劳动本身、人类本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四个维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现象的本质及其对人类自由全面发展的阻碍，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及内在矛盾，体现了对劳动人民的深切关怀。弗洛姆的“总体异化”理论则在马克思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将异化视为现代社会的普遍现象，从心理层面剖析了异化对人类精神世界的深远影响。马克思与弗洛姆的异化理论虽在核心本质上存在差异，但在对异化消费现象的批判与分析上具有深刻的共识：异化消费对个体和社会具有双重危害。面对异化现象日益凸显的复杂社会现实，自由人联合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摆脱现代人生存困境、探索世界未来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和实践方向。

思孟五行作为儒学史研究的重大问题，自荀子在《非十二子》中提出以后，一直受历代学者瞩目，其来源问题在学界也有过激烈讨论。涉及“五行”的先秦诸子文献与思孟五行的横向对比结果表明，思孟五行的思想来源有三种：其一，思孟五行借用了《洪范》五行说中“五”这个神秘数字的权威性，但并非直接继承其具体思想。其二，思孟五行的核心圣智说，直接来源于《中庸》，同时又吸收了早期道家的思想。简帛《五行》篇与今本和竹简《文子》的对比表明，《文子》是思孟五行圣智说的源头之一，《文子》的思想体系中已有仁义礼智圣的雏形，与思孟五行高度重合。其三，思孟五行的最高表现形式“德之行”，来源于先秦诗、书、“书”类文献中的“德之行”思想。在先秦文献中，存在大量论述德行的“四行”“五行”“六行”说法，包括思孟五行在内的这种“以数纪行”的德行概念，实际上是“德之行四”“德之行五”“德之行六”。思孟五行的思想源流，为我们反思宋儒的道统说提供了一个微观视角。

王船山建构了独具特色的工夫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正志”为入德之门，“存神”“诚意”为切实用功，“格物致知”为借资广益。随着工夫的开展与熟稔，修养主体的道德人格和人生境界也得到不断提升。对于初学者而言，船山强调工夫次第的重要性，但当修炼到德盛仁熟的地步时，便无须再恪守工夫次第，而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因时制宜”。船山的修养工夫融合程朱陆王，又扬弃程朱陆王，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强调主体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在现实人生中持之以恒地做道德修养工夫。船山的工夫理论与实践不仅推动了儒学工夫论的发展，引领了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而且对现代人如何进行有效的道德修养、实现人格完善、承担社会责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思想资源。

阿多诺、霍克海默、福柯、德波等现代思想家借助于主体性、生命政治等范畴，系统反思了现代性生命逻辑存在的种种问题，为我们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澄明超越“现代性生命逻辑”的“整体性生命逻辑”提供了基本维度。揭示“排除性纳入”的现代性生命逻辑对“人的整体性生命存在”的驱逐，解蔽“现代性生命逻辑的虚伪社会性景观”，剖析“现代性生命逻辑下的生活方式”，呈现中国式现代化所塑造的“肯定性纳入”的整体性生命逻辑、本质的社会关系、共产主义生活方式的积极意义，有利于我们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生命价值塑造的优势，促进人的高阶现代化。

董仲舒基于天人感应的哲学基础，将家庭伦理纳入宇宙论框架进行系统性建构，通过阴阳五行学说将父子、夫妇、兄弟等家庭伦理关系与自然法则相联系，形成具有本体论意义的家庭伦理思想。董子在父子关系中，运用五行相生理论论证代际权力传递的正当性，使孝道成为连接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的纽带；在夫妇关系中，以“阳尊阴卑”的宇宙秩序确立性别等级，同时以《春秋决狱》的案例展现伦理原则的情境化应用；在兄弟关系中，借助宗法制度调和“亲亲”与“尊尊”的张力，构建起稳固的血缘伦理体系。这种将家庭伦理提升至天道层面的理论建构，不仅实现了先秦儒家伦理的本体论转化，更为汉代以降的礼法制度提供了哲学依据，同时，也为伦理规范的现代转化预留了理论空间。

从马克思的思想历程看，“现实的个人”概念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中提出并首次获得系统阐释，成为马克思唯物史观建制的逻辑起点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以对青年黑格尔派思辨人学抽象化叙事的清算为前提，把对人的理解从“意识领域”拉回到“生活世界”，将“现实的个人”置于生活中予以分析。青年黑格尔派人学的根本缺陷在于脱离生活，而生活恰恰是马克思科学新人学的基石。马克思不仅通过“物质生活活动”及“物质生活条件”揭示作为“能动的受动性”存在的人的现实本质，还通过“生活”的“全面性生产”（“四种生产”）表征人的现实存在样态。以“生活”为视阈，探究作为唯物史观出发点的“现实的个人”的“原生构成”，不仅有助于我们领会习近平关于“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这一论断的深意，还能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生建设提供重要启示。

版权错误通知因其在认定和规制上存在着法律适用不清、过错要求不明和平台作用发挥不足的问题，给健康有序的网络平台生态造成了很大的干扰。由此，法律适用方面，规制具有市场竞争性质的版权错误通知应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而规制非市场竞争性质的版权错误通知应适用侵权责任法；过错要求方面，版权错误通知的投诉人承担停止侵害责任时无需考虑过错，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前提则是版权错误通知投诉人存在过错，其中，一般的错误通知对应过失的主观状态，而恶意通知则对应直接故意的主观状态。此外，应优化网络平台应对版权错误通知的机制，强化网络平台的注意义务，构建平台的分级响应机制，引入正反双向担保机制，以更好地规制版权错误通知。

延安文艺是一种通过规范、整合苏区文艺、民间文艺、精英文艺所形成的大众化、民族化和革命化三位一体的，且以工农大众为创作主体与受众主体的文化现象。延安文艺的自我建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历史过程，它不仅涉及精英文化与通俗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还涉及知识分子对于工农大众的思想感情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对于统一延安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认识，推动他们的世界观改造，促使他们重新去理解文艺与革命、文艺与生活、文艺与大众的辩证关系，重新认识自己在中国现代革命中的历史地位，都起到了统括全局的决定性作用。《讲话》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切入点，深刻阐释了革命文艺的立场问题、对象问题、态度问题和标准问题，并要求文艺工作者先当学生后当先生，进而使他们同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讲话》以“普及”为延安文艺指明了一条大众化的发展道路，同时又通过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和积极参与，使延安文艺在审美观赏性方面实现了一种“质”的飞跃。经过规范与整合，延安文艺不仅完成了基础建构，更是开创了一种“革命”与“审美”的双赢局面。

改土归流后，中央政府为稳边固防，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在武陵土司地区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积极推动移风易俗，改造少数民族的本土文化；其次，主动发展儒学教育，吸纳、笼络知识分子；最后，大力兴建儒家建筑标识，重塑百姓信仰。这一时期，儒家文化借助国家公权力迅速下沉地方，最终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实现了国家对武陵土司地区地方文化的重构，将各民族纳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之中。

在轻罪治理背景下，构建新的附条件不起诉制度能够更好地贯彻宽严相济、慎诉的刑事政策，促进轻罪案件非刑罚化的实现，修复社会关系，与我国新一轮司法改革的发展方向保持一致，为轻罪治理的制度创新发挥特殊功效。目前我国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存在适用范围过窄、矫治和教育措施针对性不强、检察资源配置紧张以及监督机制不完备等问题。在《刑事诉讼法》修改背景下，着手从立法上构建轻罪案件附条件不起诉制度，一方面，应当确立明晰的适用对象、罪名范围、刑罚条件等基本制度要素；另一方面，考察条件的设置应当结合具体案件类型、考察内容，完善优化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制约机制。

低空空域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其合理开发与有效管理对于推动低空经济发展具有极为关键的意义，而良好的低空空域管理体制是促进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手。近年来，我国在低空空域管理体制改革方面持续发力，虽为低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基础，但距离实现低空空域高效、安全、有序开放的目标仍有一定差距。现有的低空空域管理体制还存在诸如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管理体制不科学、服务保障体系不完善、空域资源分配不合理等现象，亟须从明确军民航管理职责、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优化低空空域资源配置、推动低空空域管理技术创新、加强低空空域管理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等方面入手，整体推进我国低空空域管理体制创新。

现代化错综复杂的商业环境中，企业不仅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压力，还需应对复杂多变的资源环境挑战。在此形势下，基于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协同发展机理的不断被发现和被揭示，将突破企业制度改革深层次的体制机制障碍，促进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下的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协同发展指标体系，可采用线性加权法测度二者协同发展指数，通过耦合协同评价模型测度二者耦合协同程度，并纳入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耦合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其一，2012-2022年间，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下内部审计与公司治理的耦合协同度呈现“降中有升”的波动上升态势，从低度协同发展至高度协同，而2016年深化国有企业审计监督的政策是其关键的转折点；其二，专业胜任能力是影响二者协同发展的最强驱动因素，其重要性随时间持续提升；其三，政府需求、公众需求及内部审计的独立性都是显著影响因素，其中政府需求的影响力随时间有所减弱，而公众需求与独立性交互作用强；其四，企业产权性质与持股比例对协同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弱，但与其他因素（如独立性、专业能力）存在显著的交互效应。

构建中国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工作之一是对中国哲学史自主范式构建作多维度探讨，以“史”的回顾与研究为中国哲学之自主性提供方向性指导。一是历史维度之从多元视角诠释中国哲学，主要涉及以“以西释中”“以马释中”“以中释中”为研究范式书写中国哲学史文本，并梳理和分析其理论视域、研究方法与意义价值之得失。二是必然维度之自主范式构建的三种依据：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哲学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的应有之义及中国哲学学科建制独立化的现实前提。三是方法维度之自主范式构建的基本准则，包括现代视域和传统原典的结合，以历史性原则诠释相应理论，以及主体基础上的对话性原则。依照此方向性指导所构建的中国哲学史自主研究范式及书写的中国哲学史，有利于进一步在哲学领域挺立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胡塞尔在超越论转向前后对纯粹自我态度转变的动机缘由，作为现象学界的一桩公案至今尚无定论。细致分析相关文本可以发现，该转变与现象学的明见性概念密切相关。不仅胡塞尔在其早期著作《逻辑研究》中对纯粹自我的拒斥与其对现象学开端的明见性要求有关，而且随着现象学将意向对象纳入明见性的范围，纯粹自我才得以作为明见的“内在超越”之物登上超越论现象学的理论舞台。

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共有关系中，共有份额是单位和科研人员所拥有权益比例的重要体现。认定共有份额的主要依据是专利共有人各自在职务发明创造研发和实施过程中的贡献程度，同时也兼顾了共有人所承担的风险因素。专利共有人之间谈判地位的差异会影响共有份额的区分。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份额的认定标准上，单位与科研人员所做贡献的差异性、复合性与多样性会造成共有份额认定困境，可以在合理确定物质技术条件贡献和智力资源贡献的基础上认定共有份额。在专利权共有份额的认定过程中，应以当事人约定优先为基本方式，以法定共有份额分配作为保障，将共有人相等份额比例作为兜底规则。专利权共有人可以在技术成果研发或者实施的适当阶段认定共有份额。建立专利权共有份额登记备案机制，将有利于共有份额的公示公信和权利流转。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信息传播流动的加速，商誉的传播逐渐冲破了国界的束缚，诸多域外驰名商标即使未在中国境内使用也同样为中国消费者所熟知。然而，在立法缺乏明确指引的情况下，我国司法实务界对商标法视域下地域性原则内涵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其普遍遵循的地域行为主义标准使得大量域外驰名商标被恶意抢注而无法获得救济，造成了消费者混淆和不正当竞争。基于国际公约所倡导的加强驰名商标保护的精神、商誉溢出理论与消费者保护原理，结合商标管理秩序及公平竞争秩序维护的现实需要，应当在坚守地域性原则的前提下重塑地域性标准，以地域效果主义解读驰名商标认定规则下的地域性原则，即，只要该商标为我国相关公众所熟知，即可认定其为驰名商标，而不必问其是否因域内使用而获得知名度。以“国内驰名”为核心要件的地域效果主义更有利于保护商标商誉和消费者利益，在遏制恶意抢注行为的同时也维护了公平有序的营商环境，符合驰名商标保护国际发展趋势，可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扫清障碍，使本土商标“走出去”的知识产权国家战略落到实处。

罗蒂的反哲学观念主要集中于对身心对立观念、知识基础论、二元对立观念的批判，而这种批判主要是从语汇层面证伪其所批判的哲学观念的逻辑前提。在实用主义美学重新崛起、21世纪中国美学复兴、中外美学交流互鉴的语境中，罗蒂的反哲学观念成为中国美学研究和借鉴的对象。罗蒂的反哲学观念对中国美学有着重要的启示，它使中国美学的理论模式由认识论转向美学的文学叙述，思想资源由哲学知识论转向中国传统美学资源，话语形态由普遍主义哲学话语转向中国特色的美学话语。这对深化罗蒂美学思想的中国化、促进中国美学研究的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政治经济学内蕴着权利的话语逻辑，在政治经济学语境中展开权利批判是马克思权利理论的重要特色。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从主题、视野和方法论等方面对权利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了扼要说明。马克思深刻剖析了资产阶级权利的经济学前提和内涵，揭示了权利关系的客观本质和发展规律，构成了对自由主义权利理论的内在批判和根本超越。马克思的权利理论实现了问题域的根本转换，权利批判不能停留于法哲学领域，而应当深入到政治经济学之中。马克思的权利理论不仅深刻影响了世界权利运动的发展趋势，而且对当代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妥善处理好发展市场经济与保障人民权利的关系，妥善处理好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与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之间的内在矛盾，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提升人权保障水平。

张浚与胡寅皆是南宋前期对金主战派的代表性人物，积极致力于恢复中原失地，按照和战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两人往往被划归于同一阵营，但从两人在是否遣使金朝、重军抑或重民、用新党还是旧党等方面来看，他们实际上秉持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恢复路线。胡寅认为，恢复中原当完全建立在道义的基础上，坚持对金复仇，决不言和；将民众视作恢复根本，力行仁政以赢得民心；在用人上当重用仁义爱民之“君子”。而张浚的恢复路线虽不无道义基础，却带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他认为，对金主战固然应当作为对外政策的基调，但在特定情势下仍然可将遣使求和作为权宜之计；将军队视作恢复根本，为满足军队需求，暂时的劳民伤财也可接受；在用人上当重用长于军事和理财的“才吏”。这两条路线皆为后来的恢复论者所继承，对南宋的内外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面对虚无主义的时代危机，尼采立足于力量性的身体，提供了一个新的意义生成机制，由此实现了从消极虚无主义到积极虚无主义的转化。作为身体-生命的捍卫者，尼采秉有对肉身的肯定以及身体-生命一体观的思想，其所辩护的身体以力量性为基本特征。通过对西方文明消极虚无主义的诊断，尼采指出，这一病态的文明进程就来自对力量性身体的贬抑。而尼采所主张的实现积极虚无主义的方案，即在于重建包含感受性和自我创造双重维度的力量性的身体，这是贯穿其一生的思考线索。

侵华日军细菌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的重大战争罪行，对其进行学术研究不仅有助于揭示历史真相，更促使人们对战争暴行进行深刻反思。在这一研究领域，问题意识推动了从罪行证据搜集到细菌战实施机制、国际法责任及全球影响等深层次议题的探讨，促进了相关史料的开发与利用。然而，过度的问题意识可能导致研究偏离科学与客观，需在历史意识的约束下进行平衡。问题意识为史学研究提供动力和方向，历史意识为问题意识提供事实基础与约束，二者的有机结合是确保研究深度与学术质量的关键。未来的细菌战研究应在适度的问题意识的引领下，发挥“中国在地化”的实证研究优势，推动研究成果走向国际学术舞台，将侵华日军细菌战从民族苦难上升为世界记忆，强化中国学术主体性，提升中国学术话语权。

因音切来源、层次和性质的不同，《周礼音义》中从、邪二母在系联与统计所得结果上发生强烈的冲突，学界或认为二者相混，或认为二者分立，或认为二者处于从“合一”到“分立”的演变阶段，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周礼音义》中“齐、聚、眦、骴、缯、疵、羡”等七个从、邪混切例字音切材料以及《释文》之外其他音切材料证明，从、邪二母混切音注实际存在两个不同的语音层次，其中“音和切”是后人据时音改良的新反切，“类隔切”才是陆德明原书中的旧反切，陆氏语音中从、邪二母混而不分。

关于731部队在诺门罕实施的细菌战，国内外学者主要对其整个历史过程进行了重点考察，但对其参战前的准备、参战中的某些历史细节、参战后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阙如，这为再研究留下了一定的学术空间。731部队在参战前就做了兵要地志情报的准备，后被分成防疫给水队和细菌作战谋略队并于1939年6月23日奉命参战。731部队在参战中“出色”完成了防疫给水活动，并进行了四次细菌战攻击，向哈拉哈河和胡鲁斯台河撒布了霍乱、伤寒、副伤寒、发疹伤寒、赤痢、鼻疽等细菌。731部队因其细菌战的“贡献”受到日本军方表彰，后续不仅增加了经费、扩大了规模，也使日本军方高层认识到细菌武器在其军国主义战争中的重要地位。731部队诺门罕细菌战是在日本陆军中央支持背景下进行的、该部队自成立以来首次实施的细菌战，在日军整个细菌战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孔子作《春秋》，据鲁史“三世”之因革而明其渐进治世之法则。在“三世”之变中，“亲亲”之法亦随之变化。在据乱世中，“亲亲”是作为亲缘法度的“亲亲之道”；在升平世中，“亲亲”表现为公共秩序的“亲亲之义”；至于太平之世，“亲亲”最终隐没为超越自然之性的“不独其亲”。《春秋公羊传》中的“亲亲”是从善端开始，超越亲缘，突破礼法，最终泛爱天下实现理想人性的过程。在这一“生成式”的解释模式下，“亲亲”的隐没亦是“博爱”的流行，人道与王道在此实现了贯通，德性伦理和政治伦理实现了统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创新范式，促生了新型创新经济业态和经济关系，给作为指引创新经济上层建筑的知识产权伦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基于知识产权的法律属性、经济属性、创新属性及国家竞争资源属性，知识产权伦理挑战具体包括对知识产权制度伦理、知识产权经济伦理、知识产权科技伦理及知识产权全球伦理的挑战。面对上述挑战，知识产权伦理需要守正创新，既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知识产权伦理根基，也要进行“功利论兼顾道义论”向“道义论兼顾功利论”的伦理价值观转变，以应对、指引智能技术引发的社会变革。

2024年7月,由中国作家协会指导，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湖南省作家协会等联合主办的“新时代文学论坛：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的传统、发展与实践”在湖南长沙召开，来自全国的30余位知名专家学者、期刊编辑及著名作家出席论坛。与会者一致认为，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应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站位重新出发，体现传统资源与现代创化、时代内容与民俗文化、主流意识与艺术表达之间的辩证之思。一方面，会议具体梳理了现代以来农村/乡土题材创作的鲁迅传统、沈从文传统、周立波传统以及山陕传统、齐鲁传统等，认为当下“主题创作”延续的是一种“总体性”的写作传统，《山乡巨变》等经典文学形态对当下写作具有较大启发意义；另一方面，会议指出新时代农村题材创作已成功形成了新的叙事模式、叙事形态，呈现出带有独特时代感的美学标识，现阶段的创作与评论应关注这些模式与形态，立足于当下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以辩证眼光看待新时代农村和农民，揭示山乡巨变中的矛盾与和谐。本次会议对于构建有关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现场批评、本土批评及专业批评等富有启示意义。

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指出，学校教育以文字符号为主要媒介，因此容易脱离生活实际，陷入“不亲切的”“死板板的”“抽象的”“书本的”的危险之中。这和夸美纽斯1632年在《大教学论》中批判旧教育是“把流水泼到一个筛子上去”本质上有相通之处。某种程度上说，我国中小学教育目前仍然存在这一问题。左群英博士的《体验教育论》（人民出版社2023年3月出版）凝聚了作者对教育的观察、实践、反思和研究，从“体验”视角出发对解决上述问题贡献了一些富有创见的成果。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历史演进过程中，总有一些影响国家进程和民族命运的重要拐点。就政治治理而言，周秦递嬗和秦亡汉兴无疑是深刻影响中国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重要历史转折点。对于中国的传统政治思想，刘泽华先生提出过一个十分重要且影响深远的理论，那就是王权主义理论。刘泽华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价值系统是一个以王权主义为核心，以宗法观念、清官思想、平均主义为补充的‘刚柔结构’体系。”

慧琳《一切经音义》“准直音”式反切切上字与切下字异调同韵类的结构特征决定了该类反切的切上字必不与被切字同声调，切下字必不与被切字同声母的规则，利用这一隐性规则结合反切原理对慧琳《一切经音义》中的部分反切讹误用字进行校勘梳理，可以解决版本对勘中部分字形无法确定或主观判断的问题，证明慧琳“准直音”式反切的结构特征对其反切用字具有校勘作用，可以在文本异文的基础上为慧琳《一切经音义》中存在讹误的反切用字及其他音义文献的校勘工作补充和提供新的方法与角度。

商品房竣工验收备案是我国建筑质量监管体系的关键环节，竣工验收备案结果直接关联商品房交付与预售资金解付，备案行为实际上在此产生了行政确认的法律效果。司法实践中，审判机关在备案行为法律性质的认定上出现了分歧，主要包括告知性备案说、行政确认说、间接影响排除说三种观点。竣工验收备案行为具有复合属性，对其进行法律性质认定时，可以区分技术验收与行政备案两个阶段：前者可以通过建设主管部门的专业复核程序实现技术纠错，后者则可以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接受行政诉讼监督。在备案行为司法审查方面，宜采用“实质影响说”标准，备案行为虽未直接对购房者权益产生影响，但考虑到备案行为与购房者之间权益影响的紧密关联性，当备案行为与购房者权益受损之间存在必然因果关系时，应当确认购房者对行政备案享有行政诉权。

随着美的生产形式由专家生产扩展到大众生产和人工智能生产，传播方式由舞台表演和博物馆收藏迈向大众传播和互联网分享，美育理念也必然由古典主义迈向现代生活美育。本体论、认识论和存在主义美学分别发展出弥合分裂、审美救赎和生活世界三种美育形态，这一历史演进过程多角度折射出美与生活的内在逻辑关系，反映出生活美育的本质。生活美育的理念是以生活经验为中心回归生活，生活美育的目标是通过自我唤醒力和感觉寻求力的发展激发自我动力，生活美育的内容是以生活世界的整体视域介入日常、关怀日常，实现大文化教育。

规范保护目的是维护法秩序统一性的有力工具。根据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结合文义解释、体系解释、历史解释等方法，可以明确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保护目的在于维护公共秩序和公民人身权利，这是进行非法债务判断的前提和基础。当债务所违反的法律法规与催收非法债务罪的规范保护目的在整体上相一致时，该债务就属于“非法债务”，反之则不属于。具体来看，应将实践中的债务按如下标准区分为四种类型：自然之债原则上不属于非法债务；违反民法的债务若对经济公序造成损害，则属于非法债务，其中，对高利贷的认定应遵循4倍LPR标准；违反行政法的债务是否属于非法债务应以社会秩序为中心展开判断；违反刑法的债务如套路贷由于其与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保护目的相悖而应按照其他罪名进行处断。

作为数字视听生态迭代的产物，微短剧突破传统题材局限拓展公众情感寄托场域，开创新型叙事逻辑激发公众消费欲求，依托竖屏媒介特性重构影视传播范式，从而有效吸引受众进行视听消费。但在资本生产逻辑和算法技术赋权的驱使下，微短剧市场扩张所衍生的同质化、低俗化及过度娱乐化等现象也对公众价值观塑造构成潜在威胁。基于此，需从监管、生产、消费三个层面协同发力：监管层面要突破微短剧的治理困境，完善并落实微短剧治理体系，构建多方协作的生态治理链；生产层面要坚持价值导向，强化微短剧生产的主流价值引导，推动微短剧内容生产高质量发展；消费层面要加强媒介教育，着力培养个体的媒介认知与实践能力。